程丹梅作品

　　我的花园花团锦簇，姹紫嫣红。我的画也不少，但与花比起来则算少数。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是有了花才有了画的；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不是有了画才有花的。不过也有例外，那是后来，我会因为想画一种花而去栽种一种花。

　　我想，我画过的花全然是因为我对花的理解。

　　比如阳光灿烂的时候，你看那各种颜色耀眼的花，你就会激动起来。每种花都如同人那般带有感情，或者是我带着感情地与它们对视，然后就沉浸在对它们的爱慕里。我会突然觉得某一种花今天要向我打探什么，或者它想对我倾吐衷肠，或者是它对天气以及飞来飞去忙着不停的蜜蜂有什么思绪！我于是觉得我们有了对话，随之，心中那个久有的欲望就苏醒了。那个欲望——就是绘画，而且就是画我的花！

　　我画过的花通常是我对它们了解多了的那些，比如它们盛开的时间，它们的颜色，它们的茎，叶，蕾和蕊的形态，它们在暗影和光亮下的不同色彩与不同的美态。就说那个大家闺秀的白玉兰，它真可以称是园里的“大姐大”了。如果没有返冬的寒流来，它会顺利地盛开，而且有很饱满、很大气的花瓣。它不开则已，若开就会以很爽朗的、舍我其谁的气势占据花园的一角。它的枝叶和花，甚至是新发的枝子都很容易让我一气呵成。

　　画虞美人的情理也与白玉兰近似，因为它总是面目清澈地面对我的关注。每次它都会很惊艳地盛开，而且那应被称为大红扇面的花瓣上有着魔幻的条纹，看上去和摸上去都有一种丝绸皱褶的触觉。那是让女孩子都会有用它做条长裙的梦想。往往它就在我的花丛里陡然冒出，而且它很张扬，从不愿被埋没，真是名副其实的出类拔萃。

　　玫瑰是那种既复杂又简洁，既华贵又朴实的花。它是我的花王。尤其是英国玫瑰，在我的花园里就真是独领风骚了！初夏时节它们建构了一个拱形玫瑰门，那时，奶白色和深粉色的花朵娇艳生辉。若是有人要从露台移步到花园草坪上去的话，必是要经过它的。为玫瑰，我画过无数个大小不一的画，有油画和水彩，有画在画布上的，也有画在袖珍的首饰盒儿上的。曾经有两幅被我的德国律师朋友萨斯基亚借了去，挂在她事务所开张典礼的大厅墙上。

　　画得多的还有郁金香，我一直视它为君子。无论是何种颜色的郁金香，它们都不惧寒冷，优雅忠实地破土而出，然后按时地给人展示它们的风度。这些来自荷兰的花儿，因为运用了嫁接和培育技术，结果新种类的郁金香不再仅仅是花苞状的了，它们居然能开出诸如玫瑰或是牡丹的模样来。为了它们，我曾不畏霜冻站在花丛中观赏，当然有时也会迫不及待地从花店里买回一束有特殊颜色的郁金香花插到瓶子里，直至它们开败，那时我还会很欣赏掉落下来的花瓣，我觉得它们和余下的花蕊都很有魅力和格调。

　　花园里还有让我动情的花要算是绣球和鸢尾了。前者是跟法国布列塔尼生长的那种深蓝的、雪白的或者水粉色的一样，呈一团一团的形状。它们除了被我画，最终会被晾干，成为我冬日客厅里花瓶中的艺术陈设。

　　其实画画我实在是一个外行，但总有小的幸运激励我去尝试。那大概是十岁左右吧，经小学美术课郭老师指点我的一幅女孩儿戴泳帽在水中的“乘风破浪”画被送到了一个展览上。那该算是我绘画梦的开始。

　　后来我当《光明日报》记者时，结识了年轻的画家新军，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其中有方振宁和纪连彬。我当时只跟他们讨论新派艺术及其技巧。很多大师我也是采访过的，比如靳尚谊、詹建俊、孙为民、袁运生和陈逸飞等。我和他们的对话也只限于工作采访，没有涉及一点学画的私心，关键是那时还真没有这个私心。那时靳尚谊正当着中央美院院长，孙为民是油画系主任，他们很多著名的画作我都很近距离地看过。工笔画家恭文祯送过我一幅白梅的工笔画，很美，至今挂在我汉堡的客厅里。

　　接触过如此多的画家，我敢肯定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何时能转化为我自己动手的欲望。我想那绝对是该感谢我的花园了。

　　也不是所有的花我都去画的，或许是时候未到，它们还激发不出我的灵感来。虽然不画，但依然喜欢，比如紫藤，德国人给了它一个好名字，叫蓝色的雨。不只是这种花名很有丰富的想象力，还有一种植物是挂着心形花朵的，红色，很让人爱怜，而且就在心尖处，会延坠出那么一个圆形的白色小花瓣，如垂着的水滴。这花则被很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滴泪的心” 。花名很忧伤，不知会有什么人去买它送人。

　　当然还有带剧毒的或者正相反对人身体有好处的花卉，它们都很形象很与众不同，前者如粉色带斑点的手指帽儿，蓝色的骑士铁盔，橘红色的灯笼；后者则是黄绿色的女士大衣，藕荷色的薰衣草，以及金灿灿的向日葵……

　　我敢说，花能给人以无数和无法诉说的美意，即使不画它们，只是将它们的美意留在心中就足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