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棉花》剧照

　　“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海豚湾》很多人看了义愤填膺，但我不认为是部好片。”“在我看来，导演是个贬义词。”“你不要奢望去做一个改良者。 ”“表演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话语，出自一位两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纪录片人——周浩之口。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故作高深而显得与众不同，相反，他低调而内敛，善于回答而不长于讲述，惯于反思而不长篇大论，用“大辩若讷，大巧若拙”来形容似乎更为贴切，否则难以理解他的几乎每一部纪录片，从《高三》 《厚街》 《龙哥》到《书记》 ，再到《棉花》 《大同》 ，差不多每次出手都能获得来自业内外的普遍尊重。日前，周浩受邀到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史中心，就纪录片的真实性、纪录片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话题，分享了他对纪录片的理解和独特看法。

　　“纪录片做到一定时候，发现没有真实”

　　做纪录片之前，周浩先后在《贵州日报》 、新华社、 《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达12年之久。“我写文字稿不是太强，摄影也不算强，而用影像讲述故事是我的长项，我想讲述我所经历的故事，用真实的人说他们的故事。 ”所以，周浩决定转行，一头扎进纪录片领域，至今耕耘14载。这些年来，他抱着极大的热情，用影像观察世界，记录和凝视中国社会。

　　2002年，周浩的纪录片处女作《厚街》问世。如同他后来拍摄制作《高三》 《棉花》等纪录片一样，下最笨的功夫，以极大的耐性，深扎、蹲点，进入社会最底层，他在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三屯村一间出租屋中，记录了在美国9 · 11恐怖袭击事件后该镇大量工厂倒闭的背景下，一群外来民工的生活状况。此纪录片一经推出，先后入选国内外多个影视节展，被誉为“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 。在《厚街》中，周浩将自己的“导演”身份署名“制作” ，“在我看来，导演是个贬义词” 。周浩当时不屑于用导演一词标榜自己的身份，如今他自嘲地呵呵一笑说：“好矫情啊。 ”

　　事实上，随着拍摄的深入，周浩发现其实导演是存在的，“纪录片做到一定时候，发现没有真实” 。在制作纪录片《棉花》时，他以棉花为线索和由头，讲普通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架构起来的，那到底什么是真实？ ”周浩自问。从《厚街》到《棉花》 ，他执着以求真实，十年磨一剑，期间有聚焦中国高考的纪录片《高三》带给他极大的社会声誉，但无疑《棉花》使他更上一层楼， 2014年凭借此片周浩斩获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可是，他困惑了。好在“早期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中就有扮演的成分” ，周浩说似乎可以理解，尽管《棉花》并不是由真人扮演拍摄而成。“用影像在说故事，披着真实的外衣，以此来‘蛊惑人心’ 。 ”周浩说这是目前他对纪录片的看法。

　　“寻找一个平衡点”

　　2005年，纪录片《高三》在国内上映，这是周浩作为一个专业纪录片制作人的成名作。影片聚焦福建某山区小县城的一所普通中学，讲述了该校一个普通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们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影片面世后，电影批评家张献民认为这是个励志片。“在欧洲放映时，大家觉得它是个‘恐怖片’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一位选片人看后说：‘我庆幸没有生活在中国’ 。不同的人对这部影片作出不同的解读，是件有趣的事。 ”周浩拿自己的作品《高三》为例，认为一部好的影片，要有这样的品质，而不应该去追问什么是真实。“正如所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从未有一个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周浩说。

　　“到我这个年龄，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东西，就一定不存在吗？ ”在周浩看来，纪录片是他体悟、感受或者说活在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以自己的色弱为例，即对红色和绿色天然分不清，假如偏执地认为世界就是他所看到的那个样子，肯定是有偏见的。“我们眼见的可能并非为实，是有局限性的。 ”

　　“这个世界有一种交流方式，可以让各方都找到一个沟通的点。 ”在周浩眼里，纪录片《西藏一年》就是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5集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由旅英华人、独立制片人孙书云耗费多年筹备，历时一年跟踪拍摄而成，通过记录西藏江孜地区白居寺僧人、妇女干部、乡村医生、饭店经理、乡村法师等8名普通西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客观地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了当今西藏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现状和文化习俗，表现了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西藏社会的真实面貌。自2008年该片播出以来，不仅赢得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而且国内政府高层也表示认可。“这是最高明的。 ”周浩表示，大到整部纪录片，小至影片中的某个镜头处理，都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

　　“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周浩从事纪录片工作14年，特别是近年来的《棉花》 《大同》两部作品，连续两次为他加冕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桂冠。然而，到头来周浩发现社会不会“因我而改变” 。“我更加倾向于探幽、揭秘的过程。 ”周浩觉得纪录片没有必要得出一个总的结论，也许根本就没有结论，“你怎么能够替别人思考呢？ ”他说。

　　“你不要奢望去做一个改良者。 ”周浩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曾经尽过一份力，已经无比愉悦。“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是那种行万里路，不是读万卷书的人。 ”周浩坦言，自己做纪录片这么多年，关于如何与人打交道的确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纪录片《大同》 ，时任大同市长的耿彦波为何能够同意周浩的拍摄？ 《高三》中，争分夺秒的学生们怎么容忍一个摄像机成天在眼前晃来晃去？还有《书记》 ，片中即将离任的县委书记郭永昌为什么同意导演跟拍？归根到底，“每一部片子都是我跟采访对象共同完成的。长远来看，这是他们的片子还是我的片子？是我们一起的。 ”周浩说。

　　纪录片《大同》描述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在大同拆迁修城墙的故事。关于市长的这一行为，包括大同市民在内，都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据相关媒体报道，在耿彦波离开大同，即将赴任新职之前，他看完纪录片《大同》后，坐在车上哭了。再以《龙哥》为例，“到头来是他得到的多，还是我得到的多？ ”周浩说，也许多年以后“龙哥”反而会跟人讲周浩的故事。“这种感觉是很微妙的。很多时候，拍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处理一种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就做不好片子。 ”周浩认为，做纪录片就要学会如何与人打交道，“即便跟你吵架的人，也是你的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