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灶岛外所见 关山月
铁蹄下的孤寡 关山月
翻滚的烟火中腾飞的木船碎片、东倒西歪的桅杆和落水呼号的船民， 《三灶岛外所见》作为关山月“抗战”主题作品系列的序章，生动地描绘了敌机突袭瞬间的惨状，营造了扑面而来的悲剧性氛围，关山月在1939年至1940年短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数件以日军侵华战争为题材的绘画。201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仇情借笔作镆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关山月抗战主题作品展”自8月下旬起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 “战火纷飞”“民间疾苦”“大后方”三个板块共展出关山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作品40余件。除却人们所熟知的他的山水、花鸟画，他的这一系列作品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是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见证。
为国难写真
抗战期间，以关山月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画家，坚持“艺术救国”的理想，他们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用绘画直接呈现战争，创作了大批表现抗战的主题作品。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关山月与春睡画院同人偕老师高剑父避难澳门。1940年1月，关山月在澳门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人画展。正是这个以“抗战”为主题的画展，揭开了关山月艺术生涯的序幕，奠定其“为社会而艺术”的基调。关山月以大幅绘画的形式描绘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些运用传统的中国画材料绘制的作品，却打破了传统画学的“清规戒律” ，以其宏大的叙事性结构和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线条笔触，真实地再现了战时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场景。
关山月抗战画中有很多作品是直接描绘战争场面的，这在当时的国画界很少见，这一方面是受到高剑父新国画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技法上的突破。高剑父在《我的绘画观》中谈到，绘画要以造型性的“用笔”为重，而“用墨、用色次之” ，而所谓的“气韵”是通过用笔写出来的，并且要吸收西画的“投影”“透视”“光阴法”“远近法”等科学方法，不是一味地模拟自然，为之忠实写生，如摄影镜头般的再现，作品里要有“我的生命与我的灵魂” 。从中可以看出，高剑父一直教导关山月在绘画上要将传统的绘画语言结构与新的表现母题相结合，在绘画中一定要有自我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生命和灵魂的直觉展现。
《三灶岛外所见》在用笔和设色上，关山月更注重物体的明暗体积结构，没骨画法与线描相结合，画面工整而精细。关山月在这里并没有过于关注笔墨语言的传统审美参照，而是专注于制造一个真实可信的画面效果，可以说真实地再现了日机轰炸渔船后的残败现场和战争的残酷性。少了这种题材所常常要表达的必胜信念，可谓真正地“为国难写真” 。 《寇机去后》生动地描绘了敌寇空袭之后的城市，毁坏殆尽，断壁残垣。在这幅作品中，关山月仍然是以一种精细描绘的渲染手法完成的，以至于作品呈现在观者面前时，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在关注战争残酷的同时，关山月同样关注到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流民。关山月秉承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描绘了普通大众在战火下的生活，有宏观的撤退图，也有微观的生活细节，他以一位艺术家的视角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在《从城市撤退》的题跋中，关山月记录了自己逃难的经历： “民国廿七年十月廿一日，广州陷于倭寇，余从绥江出走，时历四十天，步行数千里，始由广州湾抵港，辗转来澳。当时途中，避寇之苦，凡所遇、所见、所闻、所感，无不悲惨绝伦，能侥幸逃亡者，似为大幸；但身世飘零，都无归宿，不知何去何从止也。其中有老者、幼者、残疾者、怀妊者，狼狈情形，可不言而喻……”这幅作品，关山月践行了“新国画”表现时代的理念。
《今日之教授生活》是关山月绘画中少见的以知识分子在战时的困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画中人物原型是武汉大学教授李国平，刻画时尤为突出特定场景与人物身份的整体关系，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场感，是那一代因战争灾难流亡于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画中主人公，头发蓬松，情绪低沉，戴着眼镜，叼着烟斗，一手拿书，一手执叉，坐在炉灶边上，破旧的墙面，挂着简陋的竹篮、水壶等物，地上柴薪散落，厚厚的书本暗示了主人公对于知识的追求，而陪伴主人的猫更添画面生趣，这种没有宾客、没有宴席、没有喜庆气氛的新婚之夜，更衬托出战时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也体现了画家独特的人文关怀。 《铁蹄下的孤寡》里漫天风雪中逃难的母女、 《游击队之家》中手无寸铁的柔弱女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关山月的人物画创作是从画“抗战画”开始的。
写生到大后方
1940年下半年开始，关山月经韶关、桂林、贵阳到重庆，沿途写生并举办写生展览，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关山月写生的足迹遍布抗战后方四川、广西、贵州等地，并于1943年与赵望云、张振铎往西北经过陕西西安、甘肃兰州，沿着河西走廊深入祁连山中，到达敦煌摹写古代壁画。关山月因战火辗转西南，创作了一批描绘西南风土人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多表现大后方风土人情、劳动生产场景。
《老石匠》是关山月1942年旅行到抗战大后方成都之后的写生创作。此作将老石匠坐在庙堂石墩前专注雕凿的神态表现得极为传神，画面用笔周密，结构谨严，各类物件以线为主而稍事渲染，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当时整个大后方的文艺风气已经从抗战初期突出描写民众的苦难转向宣扬民众的团结一心，尤其强调以“力”的绘画唤起民众抗战的信心。关山月在此期间写生创作了许多反映大后方普通百姓日常劳作的作品。在《塞外驼铃》中，郭沫若为其题跋诗六首，附言赞曰：“关君山月屡游西北，于边疆生活多的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 ”在郭沫若眼里，关山月写西域大漠是开一代之风气之作，他在写生的基础上重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以案头尺幅承载了广袤的西北大漠和急湍的大江巨流，赋予水墨材质的中国画以更为强烈的视觉张力。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由于地缘政治空间的变化和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西北、西南重新进入中国画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