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数码技术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生态。数码变革对于电影的影响是直接的，此前所有想象电影方式的前提都是光学胶片物理功能的规定，而如今拍摄介质变了，所有规定都将改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始终伴随技术进步的问题。对于电影来说，从来是只讲可能性，不讲限定性，而数码技术的改变实质上是一次“革命性的断裂” 。

　　如今，电影与电视的区隔、二维与三维的区隔、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区隔都已不再明显，甚至我们已经拥有了无需人类拍摄、演出电影的技术。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人类并非是必需的？ ”在此背景下，电影文化即将被解构、重组，电影的工业体制、商业机制、美学规范和艺术门槛也将改变。那么，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如下几个问题：电影是什么？电影可能是什么？我们期待的电影又是什么？

　　数码技术的断裂性，正映衬着人类历史经验的断裂性。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晚发展的国家都在经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发生的过程。在西方的脉络当中，上述变革是在四五百年间持续发生的。而所有晚发展的国家，都被“暴力”地卷入了这场变革之中，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重复西方的发展道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混乱其实为中国提供了活力，因为我们要重复西方的历史，就得永远望着西方的背影而追不上去。

　　在数码时代，丰厚的原始积累很可能是无意义的。在IT公司里一个刚刚入职的年轻职员胜任度远超过资深老员工已是常态，五六岁的孩子熟练地玩弄i Pad而五六十岁的电脑工程师却搞不清楚i Pad是什么东西也是常态。中国电影同样拥有所谓的“后发优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内如今所有新建的影院都是数码影院，而早就建起来的美国影院却面临着升级改造的困难。

　　中国电影很幸运，它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崛起。在成长为世界电影大国的过程中，中国电影肩负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责任，即创造一种专属于中国的价值表述，这种价值表述又要反之成为崛起中的中国的文化气质。我们在回溯中国历史时会发现一个特点，即前现代的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却缺乏当代社会十分必要的自动生成能力，而电影艺术恰恰能够承担这样的功能——这个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完全可以将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新鲜的现代文化经验，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功绩。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