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剧照
电影《百团大战》票房突破4亿，电视剧《太行山上》 《伪装者》热播……在国内的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上，几乎每年都不乏全新创作的抗日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在数量庞大的创作背后，国产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如何才能走上经典化之路？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10月22日至23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主办的“2015年中国电影史年会”在京举行，论坛围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电影”的主题展开，众多与会专家学者充分探讨了在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技术网络化的整体格局下，中国抗战电影该如何纳入到世界反法西斯电影研究框架中的命题，从国家意识形态、民族身份认同、大众文化诉求、美学风格追求、生态环境建设等各个研究层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历史与现状：寻找“战争”“生命”与“和平”的新平衡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将国产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划分为三种叙事模式。第一种叙事是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是中国抗战电影的经典模式。“这一叙事聚焦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在价值观呈现方面采取的是民族战争观，往往用激昂的语调歌颂战斗英雄和事迹，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个体需要为战争胜利牺牲一切个人利益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陈犀禾表示。这一类型是中国抗战电影中最先出现的一种叙事模式，也是抗战电影的经典和原型模式，其主题是歌颂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和抗战英雄。在叙事中，战争作为前景出现，战斗过程和作为抗战英雄的战士是重点表现对象。“民族战争观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日本鬼子总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我方将士则是有勇有谋的抗战英雄，片中人物的是非善恶只需看上一眼就能立刻判断出来。 ”这一叙事模式的电影作品很多，早期的《地雷战》 《地道战》 《铁道游击队》 ，近期的《太行山上》 《百团大战》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第二种叙事以生命和人类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主要描写法西斯战争与生命价值之间的冲突，控诉战争对人类肉体、心灵的戕害，表达编导对战争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思考，彰显的是个人化的战争观。“战争毁灭了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但是个人又必须为保卫国家尽责，其间流露出的价值观是很纠结的。 ”陈犀禾分析认为，这一叙事模式的总主题是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美好。“编导在对主题进行阐发的过程中，也注入了他们对战争和人类关系的思考。 ”在这些影片里，战争作为故事背景出现，具体战斗情节被淡化甚至隐去，叙事重点是描写战争背景中人的故事和命运。“这些人里有战士，有受害者，也有侵略者。 ”这一叙事模式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以来，出现过许多佳作， 《归心似箭》 《晚钟》 《红樱桃》 《鬼子来了》《南京！南京！ 》 《金陵十三钗》等是其中的代表。
第三种叙事则以和平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镜头主要对准中日人民和民间的友好交往，控诉法西斯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试图用超越国界的情感化解战争的伤痛，反对法西斯战争，追求和平，传达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陈犀禾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日关系迎来了“蜜月期” ，电影创作上也涌现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清凉寺的钟声》 《将军与孤女》等一批提倡用和平价值超越国族争端，以中国和日本的普通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这些作品关注中日民间交往和事件，国族间的战争被描写成民间和平事业的对立面，成为故事展开的一个因素，但没有作直接表现。 ”
在陈犀禾看来，三种叙事在承载着不同价值观的同时，又各自对应了中国抗战电影的三大主题： “战争”“生命”与“和平” 。其中，以“战争”为主题的影片数量最多，在后来的发展中，此类影片在保持基本主题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调整变化，其创作一直延续到当下；以“生命”为主题的抗战电影主要出现在新时期以后，国内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国际上中美、中日建交，在战争阴影缓和的大背景下，其创作也持续到当前；以“和平”为主题的抗战片则主要出现在新时期，虽然为数不多，但具有相当影响和代表性。“在近来新的世界和中日格局下，‘战争’与‘生命’融合的影片居多，以‘和平’为主题的作品则十分鲜有。 ”
如今屏幕上的一些“抗战神剧”仍在以十分刻板的战争观指导创作，强调民族间的对立和斗争，或只顾娱乐与“圈钱” ，缺乏对战争更深层次的思考。陈犀禾认为，抗战电影的创作应当避免陷入这一窠臼。“抗战电影中‘战争’‘生命’‘和平’三种价值观都有合理性，但是有不同的侧重。在今天‘和平发展’作为国际潮流和基本国策的背景下，三种主题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为人类反思战争，汲取历史教训，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做出其贡献。 ”陈犀禾表示。
电影《斗牛》剧照
问题及策略：从个体生死和家国存亡上升到身体痛楚与精神创伤
由于关乎民族的政治文化场域以及电影的大众文化属性，长期以来，抗战电影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始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以及民族精神的抒情对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战略意义，并形成了一种国家特色以及历史惯性的美学风貌和文化内涵。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厉震林指出，早在《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创作完成的上世纪三四十时代，抗战电影就被当时的电影人赋予了宣教而非娱乐的文化使命，“这一理念及其延伸的诸多创作规范和艺术风格，对此后的抗战电影影响深远。 ”厉震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复杂的因素和严峻的形势，在《铁道游击队》 《永不消逝的电波》 《小兵张嘎》等代表性抗战电影中，刻板化和程式化的美学格式得以延续，“有时甚至呈现出极端化与神话化的倾向”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小青高度认同厉震林的观点：“在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十七年’抗战电影创作中，由于人物身份的简单划分，人物形象显得简单清晰且较为脸谱化，可以轻易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 ”赵小青指出，其中正面形象主要由两种人物组成，一部分是以穷苦老百姓为代表的善良无辜的受难者，一部分是以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地下党为代表的智勇过人的大救星。 “即便到了2015年，在《百团大战》 《诱狼》等抗战电影中，正面人物依然没有超脱这一类型。 ”与之相对的，反面形象则可以分为以日军为代表的恶魔和以伪军、地主资本家为代表的帮凶两大类，他们通常会被妖魔化或者矮化、丑化，符合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在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眼中，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传播文化策略，战争电影被认为是克服创伤性经验并融入理解认同的第一步，“例如通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辛德勒名单》 ，历史创伤的野蛮的破坏力量被‘文明化’ ，观众也在‘道德化’的同时获得了释然。 ”然而迄今为止，受特定的战争观和电影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与跨国电影工业的制约下，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中国电影里的抗战叙事及其身心呈现，“还大多停留在个体生死与家国存亡及其相互关系的互证层面，较为缺乏中国人在战争中所受身体痛楚与精神创伤的悲剧性彰显。 ”李道新认为，随着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语境和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抗战电影也需要在人性叙事的限度与反思动机的主体等方面应对挑战。“遗忘的身体痛楚和抑制的精神创伤，终究无法揭示20世纪以来中国人因为战争而不断受创的民族命运和生命体验，这种断裂的历史记忆，也塑造了中国抗战电影很难解决的价值困惑与文化矛盾。 ”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逐步深入，深入反思历史与重塑国族神话的文化需求，成为电影艺术发展内在律动的结果， 《鬼子来了》 《南京！南京！ 》 《风声》 《斗牛》《金陵十三钗》等一批抗战电影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去中心化和自由表达。 “新时期以来，处于好人和坏人之间的‘第三类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抗战电影之中，他们极大地丰富了这类影片的类型尤其是艺术形象。 ”赵小青指出，这些人物来自各行各业的各个阶层，像《红高粱》中为保家卫国奋起抗争的酿酒伙计，《鬼子来了》里被逼反抗的农民， 《女子别动队》中从普通女孩训练成的女特工， 《金陵十三钗》里“知亡国恨”的妓女等等， “他们不是战士更不是英雄，却能够从胆小怕事到豁出性命，从不管国事到为他人、为国家舍命，恰恰最能展现被逼反抗、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历史事实。 ”赵小青表示。
《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血战台儿庄》是李道新极为推崇的国产抗战电影，他认为这两部作品有资格成为当下同类型影片创作的典范。“ 《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素芬及其一家人的悲剧命运，深入地展现了普通中国民众因战争而遭遇的身心创痛，为历史留下了不朽的影像记录，是中华民族见证抗战历史、恢复创伤记忆的最佳载体，也是中国抗战电影创作的一个显著高峰。 ”李道新分析道，“而《血战台儿庄》则散发出令人难忘的悲剧美感，在凸显战争与人的深刻命题之时，也强烈地冲击着观众们的灵魂，将影片反思历史、复归人性的主旨提升到一种十分深邃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