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与徐邦达先生接触的。1952年我到故宫， 1956年向徐先生学书画前，我协助朱家溍先生从事宫廷原状陈列工作，跟朱老干了些年后，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宫廷史上，征得朱老的同意，我到了书画组。徐先生是组里唯一的“老”专家，当时他40多岁，我才20多岁。我在先生身边，算是初学的小学生。先生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对年轻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上我自己对书画鉴定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所以每次请教时都能有很大收获，在工作中我还主动为先生的研究工作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整理记录、寻找资料，先生也毫无保留地指导我，提醒我要在文史、书画史这些基础知识上下功夫。那时我和先生在一个办公室，座位只隔着一道板壁，掉过头来我随时可以向他请教。可以说，我在书画研究和鉴定上一入门就得益于先生的教诲。
我觉得，先生在书画研究鉴定这个专业上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先生一生勤奋，著作等身。先生是我们这个领域享用不尽的财富，他笔耕不辍，主要著作和成就都体现在《徐邦达集》这16部书里。它是古今书画鉴定这个学科集大成的一个成果。先生的家学和自身的素养可以说就是为书画而生的，尤其是他具备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神武门外有一对年轻人送来了一件吴镇的《松石图》 ，当时先生不在京，我去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就办了手续留下了。先生出差回来看到这幅画高兴极了，说：“哎呀，我等你多久，终于把你等来了！ ”原来，先生十几年前在上海一位藏家那里见到过，他经常说“好东西我都记得” 。他的脑子就像是一部记录书画的活辞典、一架拍摄书画的录影机，在我的眼里，先生就是为中国书画而生的，无论是在书画鉴定方面，亦或在自己的创作上，都像古人说的那样：“眼界尽古人神髓。 ”
先生在研究中，实事求是，治学严谨。先生不仅有着高深的学养，还注重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对于每件东西，他都要把题跋、印章和古人的各家评论、著录整理完，并做出自己的评价，然后再下结论。在对待前人的结论方面，他既不会一味盲从，也不会妄加怀疑，而是根据自己扎实、严谨的研究去确认前人的成果，或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乾隆三希堂中的《中秋帖》 ，从宋以来的历代鉴定家都认为是王献之的真迹，但先生觉得上面的字的用笔、结体等都很像米芾，和王献之稍有差距，而且对于这件作品的用纸也是苦于怀疑但没有根据，他就请来古纸专家潘吉星，潘先生鉴定后认为这是竹纤维所做的“竹纸” 。而这种纸北宋才有，东晋人怎么能拿北宋才出现的纸来写字？终于先生肯定这是米芾的手笔。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又比如传为孙过庭的《景福殿赋》 ，也是件流传有序的名作，一直没有人对作者和时代提出怀疑，但先生发现，文中的“构”字写法有避讳，而这是南宋高宗赵构的讳，所以，这件东西由以往的唐代孙过庭改定为南宋人。总之，他搞鉴定工作，都是本着科学和求实的态度，发表意见都是根据确凿、论证严密、言之有物，从不人云亦云。
先生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前人从未涉猎的学术领域和问题，成就超越古今，是继董其昌之后中国书画鉴定史上最杰出的鉴定家之一。先生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故宫提供大量实物的条件，他对宋徽宗、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金农、吴昌硕等历代大家的真伪、代笔的对比研究达到了前人从未企及的高度和深度。先生不仅厘清了“代笔”的概念，区分了代笔与作伪的不同，而且根据自己搜集、整理、排比的大量史料和作品，明确了以往对于这些大家的作品很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法。特别是区分了画家本人亲笔的面貌和众多门下弟子、子侄的代笔、作伪面貌的本质区别，将千年以来中国书画鉴定“凭感觉”的文人游戏式的鉴定活动纳入了学术的轨道，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在这方面先生具有开山之功。
先生开创并建立了科学书画鉴定学术体系，奠定了当代书画鉴定的理论基础。通过研读先生的著作你会发现，凡是历代开派大家和独具影响的书画巨匠，都被囊括在先生研究的范围内，他一向主张通过对书画家个案的深入研究，以书画家个人的笔墨风格为核心，结合材质、装裱、书法的文字与绘画的形象、款印、题跋以及著录等因素，对书画作品进行综合的研判，继而从根本上解决真伪之争、时代含混的问题，从而确立某家、某派或某代的标准风格。这种费时、费力的基础研究，是许多“学院派”不屑于去做的，但却是书画鉴定和书画研究的基石。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先生对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说：“我是给你们做后勤的。 ”可是假如你仔细读了先生的著作就会明白，这个“后勤”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做就能做得的。先生说的“后勤” ，就是用他毕生的心神精力，把历代书画家的真伪、风格分析确认妥当，让多少从事绘画史家、绘画理论研究的学者免去了真伪混淆、精芜不辨之诮！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理论体系表明了自北宋直至近代，千百年来局限于文人、艺术家、鉴藏家之间小团体私密活动的艺术欣赏活动和随性的记述著录，成为了一项研究方法全面有效、研究领域宽广深入、研究成果系统完善的学问。从这一点而言，先生不仅是集大成者，也是超越古人和今人的一座丰碑。
先生对后学晚辈无私提携，作为入室弟子我体会最为深刻。虽然我很早就跟随先生一起工作，也在专业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当时政治条件不太利于学习研究，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先生也跟我们一样，吃了不少苦。但那时，先生也总是叮嘱我不要把专业丢了。不能研究，那我就利用工作之余，刻苦练习书法、绘画。先生自己就是大书画家，他十几岁就开始创作，在各种绘画题材上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力。而我小时候上过私塾，也喜欢写写画画，有点底子，先生就时常从旁指点我。他说，要真正学好书画鉴定，除了专业知识外，还要经常写写画画，这样才能解决鉴定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书画家的笔墨特点。直到“文革”结束，我终于能够安心大胆、没有顾虑地开展专业研究了。先生向院里提出要配助手，才正式收我为徒，当时我高兴得难以言表。从此，我就跟着先生到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考察、鉴定书画，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随时看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先生总是笑眯眯地把这件作品鉴定的要点讲解清楚，从不藏私。有时候，还唯恐我们忘了，会突然提问前几天看的某一件作品。就这样每天白天看书画，先生言传身教，晚上我除了照顾先生的生活起居外，还把白天先生看东西时提出的意见和知识重点进行汇总，整理笔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看了近4万件书画作品，行程几万公里，收集了大量资料。那8年多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是我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我在书画的鉴定和研究上能做一些成绩，都是受益于先生。
回想起来，我与先生半世纪的师生情，他的教诲是我终生的财富，享用不尽。如今，先生殁了，我这两天都夜不能寐，一合上眼，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在当今这种浮躁功利的环境下，作为学生，也许我的能力有限，但我会秉持先生的教导和自己的“实事求是”的为人、做事的准则，把先生的治学精神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云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