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文化的需求，前辈艺术家画新疆的魅力，促成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艺术青年搭上了西行的列车，成为新疆美术教育、美术创作、新闻美术的骨干，并以一批新作跃入画坛。

　　新中国成立之后，首先到新疆写生和从事新疆题材美术创作的是中国画画家。尤其叶浅予与黄胄的新疆速写和以速写笔法融入中国画的创造性发挥，成为新中国画的典型样式。

　　1950年秋，叶浅予作为中央访问团成员访问新疆，乘坐“羊毛卡车”行遍了天山南北，历时几个月，画速写数百张。他用软铅笔、新闻纸为工具，以简练、肯定的线条记录着新疆人的劳动、娱乐、风俗、形象，甚至于略有漫画般的夸张而神采殊胜。1984年他曾携画友二度访问新疆，速写益发松活灵动。叶浅予这些速写保留着生活的原汁原味，具有加工创作不可代替的生动性而令人叹绝。这些速写作为一个艺术品类具有独立的艺术生命，那些舞蹈速写经过了艺术再创造，以中国画的愉悦形式滋润了那因充溢着宣传热情而显得枯硬的画坛。上世纪60年代的《维吾尔舞》《彩蝶纷飞》，上世纪80年代的《新疆乐舞》，以其刚柔相济、起伏顿挫有致的笔线和明丽的色彩表现了新疆舞蹈火热的激情，也体现着他以白描为造型基础的中国画观，创造了中国舞蹈人物画的高峰。

　　黄胄自1948年随师赵望云初访新疆之后，就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自1949年起，他以新疆作为艺术故乡，平生七赴新疆，有着深挚的“新疆情结”。他的速写不如叶浅予高简，多用复线而别具动感；面部略施明暗精心刻画，有丰富的结构和独具个性的神采。他善于将速写转换为中国画创作，故其创作亦保留着速写复线的特征，以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感人，较少装腔作势的人为组合。其代表作《丰乐图》（1957年） 、《赶集》（1959年）、 《庆丰收》（1959年）、《巡逻图》（1962年）、《上学》（1962年）、《载歌行》（1962年）、《库尔班吐鲁木》（1976年）等大构，均出自新疆生活体验。新疆最普通的小毛驴也神奇地成为黄胄笔墨艺术的精华。黄胄和新疆民众打成一片，最敏感地捕捉到了新疆味。笔者曾言：“新疆特有的美与黄胄生理、心理的同构性造就了黄胄的艺术风格。”“他是新疆美的代言者，他也以新疆的美为自己代言，他塑造了新疆，新疆也塑造了他。”可以说，艺术家再创了新疆之美，新疆之美也养育了艺术家。

　　黄胄的师弟徐庶之1948年未能从赵望云赴新疆写生，曾为赵、黄之画心动，“暗下决心，将来一定也要到新疆去” 。此愿在1953年得以实现。他在新疆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走遍新疆，所画云杉插翠、雪峰参天、大漠旷野、驼铃行旅颇多己法。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文化随政治安定而兴。1952年新疆文化厅美术工作室成立， 195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新疆分会成立，使文化获得了体制的保证。1958年，新疆学院艺术系改建为新疆艺术学校， 1960年，扩建为新疆艺术学院，以及美术出版、新闻报刊的需求，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美术的重视，使美术事业获得了空前好的机遇，中国画也在新疆获得普及，并渐有提高。新疆的中国画画家大多来自内地各艺术院校。新疆文化的需求，前辈艺术家画新疆的魅力，促成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艺术青年搭上了西行的列车，成为新疆美术教育、美术创作、新闻美术的骨干，并以一批新作跃入画坛。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生李山以潘天寿山石般的线条来画《我跟爸爸进天山》 ，引发了耐人寻味的诗情。叶浅予的爱徒龚建新（满族画家）来自新疆，又毅然返回新疆，用稳、准、狠之笔速写新疆人物有入木三分之力。其他如来自兰州的牧歌、舒春光、徐登举，来自浙江的吴奇峰、谢家道，来自北京的聂文华、龙清廉，来自山东的李其煜、胡正彬、刘曦林，来自四川的李灼和部队画家叶毓中，来自郑州的兵团画家董振堂等和当地培养的画家一起渐有作品问世。他们扎根新疆数十年，大多“文革”前起步，于新时期走向艺术创作盛期。

　　上世纪50至上世纪70年代，以叶浅予和黄胄作品为代表的新疆题材中国画，以及新疆当地青年画家的优秀作品，以新疆的建设和人物面貌为表现重点，远超过了黎雄才、赵望云等第一代画新疆的国画家的水平。他们是中国画画新疆的亮点，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精彩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