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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永远的红飘带
——访作家魏巍
　　我从《当代长篇小说》杂志上看到了魏巍同志的新作《地球的红飘带》，兴奋不已，接连十几天，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地球的红飘带》是用文学语言叙述长征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写得真实，生动，有味道，寓意深刻，催人奋进，文字简洁精练，读来非常爽口。读完全书，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我党我军和中华民族的骄傲，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碰到了困难，人们就想起长征，想想长征，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作者抓住这一伟大的历史题材，搜集了大量史料，两次到长征路上探胜，又经历了几年的精雕细琢，小说写得非常成功。它高屋建瓴，着重从敌我双方的最高层活动来反映长征壮举，艺术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过去一写长征，就是雪山草地，这次则写了内部斗争，更充分地显示了党的力量，使读者得以全面地了解长征。作品中出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的形象，写得很像，很活，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导和战友，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他们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忠贞不渝，从容不迫，使红军每每绝处逢生，不断走向胜利，情节真实感人。对于蒋介石、王家烈、杨森等敌方人物，同样写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对其他典型人物，也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就构成了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它必将对我们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起深远的重要作用。
　　魏巍同志是大家熟知和喜爱的作家。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等作品，在人民中广为流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认识魏巍同志，他有文学天赋，又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是位难得的人才。以后，他长期在文学战线上耕耘，成就卓著。今天，他已接近古稀之年，又为我们奉献了《地球的红飘带》这样一部优秀作品，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聂荣臻
　　看了这部小说，很受感动，它把我们又带回到了当年的红军长征路上去了，同时也激励着我们这些长征过来的人还要努力再干，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出一把力。
　　作品对教育后代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些青年人一切向钱看，一讲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就认为是过时了，要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过去，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没有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傅崇碧
<img alt="" complete="complete" oldsrc="W020200805384541883811.jpg" src="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page_40/202008/W020200805384541883811.jpg" />
 　　“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这是作家魏巍在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前言中饱含深情的一段话。
　　《地球的红飘带》是魏巍战争三部曲的第二部，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魏巍以他现实主义的严谨立场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以激越的思想感情、传奇的故事情节、昂扬的旋律和生动、形象的语言，揭示了长征中复杂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鲜明的长征人物群像，在中国第一次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全景式地描绘了长征。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红飘带”成为长征代名词。
　　《地球的红飘带》是魏巍在将近古稀之年完成的，早在60多年前，长征刚结束不久的时候，魏巍就萌发了用文学作品描绘长征的想法。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在北京西山山麓一个小院里一间简朴但明亮的客厅里，魏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近70年的长征情结。
　　“长征是我心中的诗。自我投身这支军队之日起，就一直倾慕着它，向往着它。可是由于它本身非凡的壮丽，一想到从文学上反映它，就自愧才疏学浅，因而却步。现在随着岁月过多地流逝，不得不提笔了。当这支英勇无敌的军队建立六十周年之际，我谨以此粗疏之作，作为对培育我的党，培育我的军队和人民的报答。”
　　1939年，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19岁的魏巍来到晋察冀抗日前线，以枪为诗，以诗为枪，写了许多战斗的诗歌。署名“红杨树”的富于战斗气息的诗作出现在根据地和延安的各种刊物上。后来杨成武将军是这样回忆年轻的魏巍的：我初次认识魏巍是在1939年初，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朝气蓬勃的小青年。那时我在晋察冀担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他被分配在我们老一团（红一团）一营担任教育干事。听说他是1938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他的志愿是“愿做八路军下级干部”，这很好。……1939年11月，我们在六天里连续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共歼灭日本侵略军1500多人（伪军不在内），日寇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当时魏巍随部队作战，他写了《雁宿崖战斗小景》和《黄土岭战斗日记》，可以说是这两个战斗的真实写照。我从晋察冀的油印诗刊上常读到他写的诗，富于战斗气息。
　　从那时起，魏巍就开始听人讲述长征。魏巍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没有经历过长征，但魏巍的战友们，还有很多人是红军，“连长、排长、老炊事员、比我年纪还小的红小鬼，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友们陆陆续续讲了长征中的许多故事，这让年轻的魏巍对这段历史充满了向往和敬佩。随着对长征的了解越来越多，魏巍越发感觉到长征的重要，感觉到长征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长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民的史诗。人们说中国有两个万：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以魏巍觉得自己应该为伟大的长征写一些东西，可又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能力驾驭这个题材，一直没有动手。“长征一直是我心中的诗，它本身的重要性、伟大意义确实吸引着我。”长征在文学上有太多的空白，在戏剧上，解放以后虽有反映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总的来说，除了回忆录以外，在文学上还没有形成什么作品。这更让魏巍觉得遗憾，感觉到重任在肩。“如果不去写这段历史，就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对不起中国革命。因为长征显示了人类最大的勇敢、智慧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把这种能力发挥到了最高度。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的无价财富。如果不让它留传到后世，不在文学上留传下来，是很大的遗憾。否则作为文学工作者就失职了。”
　　怀着这样的心情，多年来魏巍一直关注着长征的题材。上世纪80年代，魏巍被任命为聂荣臻传记组的组长，负责聂老总的回忆录和传记写作。在这期间，聂帅每天给传记组讲述一个小时自己的经历，在这中间自然谈到了长征，使魏巍对长征之了解更加系统化了，更加迫切地想写这一段历史。同时，魏巍想到自己已经60多岁，如果再不写，可能就写不成了。
　　“文学感性知识非常重要，要亲眼见到，要亲身接触才行，光从书斋里面推想，不实际。寻访长征路是我这一生很满意的一次行动。”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魏巍开始着手创作长征文学作品。他决定先亲自走访长征路，1983年夏天，魏巍到江汉石油学院开政治工作会，会议结束后，和老伴刘秋华由三峡入川，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的征途。他访问了大渡河战场，在安顺场，在泸定桥，面对令人目眩的激流，魏巍思接千载，追溯历史，用与红军有着相似处境的太平天国时期的石达开的经历来思考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我看了石棉县安顺场上面老鸦漩，大渡河上像车轮那么大的漩涡一个接一个，石达开的几万人边打边退到这个地方，他逼着自己的几个妃子跳河，妃子害怕，石达开让士兵抱住妃子投了河。那地方看起来真是惊心动魄。石达开想用自己的人头换取部下几万人的安全。他去与清朝军队谈判，结果受骗，被抓起来杀了，剩下的几千人军队，在大树堡这个地方全部被砍了头。大树堡那一片坟场看起来非常凄惨。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
　　这个历史事件让魏巍捕捉到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因为红军渡河时的情况与石达开非常类似，兵力都是三四万人，敌强我弱，时间也是5月份。为什么石达开全军覆没，而红军没有？最后魏巍得出的结论是“因为长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所以战胜了所有的困难。我特别把这一段历史比较也写进小说中，这很说明问题。”
　　后来魏巍走到天全县，过夹金山的前站，那里的山坡上掩埋着一些牺牲了的红军战士。魏巍在去看烈士墓的半道上，天雨路滑，结果不慎一跤滑倒。“我一看，怎么自己的脚趾头冲着后边，坐那里起不来了？骨折了。”还是一个农民从地里出来，用背架把魏巍背出稻田，才上了汽车。
　　本来魏巍想在红军上夹金山的同一天——6月13号翻越夹金山的，脚骨折了，去不成了。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县里武装部说当地中医很有名，建议魏巍就在当地治。魏巍于是住进了县里小小的中医院，大夫为他正了骨，用硬纸板做成夹板给他包扎上。半个月之后，魏巍能下床了稍稍活动了。魏巍想与其自己第二年再来，不如今年就去看一看，于是拖着伤腿拄着双拐继续前行到了宝兴、硗碛等地。在那里魏巍对雪山的气候有了切身感受，那时虽是夏天，但当地百姓还穿皮背心。寒冷的天气使魏巍开始咳嗽发烧，于是只好从成都回京，结束了第一次走访。
　　第二年夏天，魏巍柱着拐杖又踏上了长征路。这次他采取了不同方式，倒着走，从甘肃出发，过腊子口，再过草地雪山，穿云贵，走到湘江，走了三个多月。1984年10月中旬，魏巍来到桂北，特别观看了湘江血战的战场。那一阵桂北连日寒风细雨，山高路滑，迷雾茫茫，但魏巍不顾辛苦，穿风破雨，走湘江，爬越城岭，亲眼目睹了当年红军血战湘江的战场，听到了许多有关红军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在界首月亮山下的一条壕沟和一个灰窑里，魏巍见到了累累白骨，那是来不及过江的红军牺牲后，由当地群众收埋的。当地群众告诉魏巍，从光华铺到界首的十里地段，几乎都有红军的尸骨；在脚山铺战场，红军的尸骨遍及九个山头和周围十多里地带。几十年来，很少有人去那几个山头。暴露于野的红军尸骨让魏巍既震撼，又震惊。他在红军遗骨前默哀。回到北京后，魏巍把红军遗骨暴露于野的情况向聂帅作了汇报，聂帅十分不安，写信给总政治部“建议在湘江西岸脚山铺附近修建‘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把烈士遗骨收集起来，妥为埋葬，以慰忠魂，教育后人。”时隔不久，界首红军烈士墓和脚山铺红军烈士墓相继得到修建，90年代，又修建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了结了魏巍心头的一桩心事。
　　上世纪80年代初，长征路的很多旧址还没有被开发成景点，路远没有今天好走。虽然一路上得到地方武装部和群众干部的热情支持，但地方武装部没有经费，很困难。“那时我沿路吃饭还给他们掏钱，不像现在吃了饭拍屁股就走人。”
　　“我为什么要走长征路，文学感性知识非常重要，要亲眼见到，要亲身接触才行，光从书斋里面推想，不实际。所以我必须亲自看一看。”两次的寻访让魏巍感觉收获很大。他说单就对沿途自然环境的感受，就很不一样。“从二郎山上看云雾，与飞机上看云雾就很不一样，非常漂亮。从懋功看巴郎山四姑娘山，非常漂亮。只凭想象，如果不亲自走一趟，怎么写？以前记录长征的人不是作家，他们也写不到这些东西。”“我看了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大收获，那些地名现在都还记得。寻访长征路很有意义，不去是很大的遗憾，去了是很大的收获，现在回想起来，寻访长征路是我这一生很满意的一次行动。”
　　“我们的写作中有不敢正视的矛盾和冲突，隐蔽缺点和困难，以及粉饰现实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严重一些地说，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缺少革命热情甚至是对人民缺少信心的一种表现。”
　　“采访完后，怎么变成艺术品？写历史不能写成流水账，要把长征这个生活变成诗，这样才算一个作品。否则看起来起不到一定的效果。这里面涉及到艺术化的问题。”
　　就像自己寻访长征路的行程一样，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中没有采取从头写到尾方式，而是一开头就写湘江血战，让读者开篇就为长征的残酷与悲壮所震撼。“湘江血战，红军八万多人只剩下三万多人，这说明了错误路线的破产，这是长征的一个高潮，从这个角度切入进去，把前面的一段历史压缩进来，节省了很大篇幅，同时非常鲜明地说明了问题。”小说写到哈达铺就戛然而止，“这时虽然中央红军剩下不足万人，但可以预想到他们的前途是明亮的。后面还有好几个事情可写，但那是另外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了，这就节省了很大篇幅。”
　　人物是灵魂，没有人物不能成为史诗。写什么人，怎么展现这些人，才能真实地表现出长征的悲壮与伟大？这让魏巍深深思索。不写毛泽东不能体现长征精神，光写毛泽东也不行，周恩来、朱老总，别的将领，那伟大的集体中的重要人物，都不可缺少。光写上层，没有下层也不行。谁在铁索上爬的啊？所以魏巍根据史实提炼出一些底层的英雄人物。魏巍还想到，就长征说长征，不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思考，也不能较好展现长征的意义。因此，魏巍在写作中还进行了很多历史的交代。
　　尤其是，过去反映长征的作品中，主要集中在敌我斗争、过雪山草地等艰难困苦上，对于党内路线斗争涉及得很少。魏巍认为这很不符历史真实，也不利于展现正确路线的伟大。他曾经有一段话表述自己的这种创作观：我们的写作中有不敢正视的矛盾和冲突，隐蔽缺点和困难，以及粉饰现实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严重一些地说，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缺少革命热情甚至是对人民缺少信心的一种表现。
　　因此，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中放手写了当时党内复杂的路线斗争。聂荣臻元帅对此作了肯定：认为这“就更充分地显示了党的力量，使读者得以全面地了解长征。”魏巍自己也认为这样使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被衬托出来，更加生动、全面。
　　《地球的红飘带》出版后，引起各方面的反响。胡耀邦、伍修权、傅崇碧等长征亲历者都看过这本书，提了意见。胡耀邦还写了一首《读〈地球的红飘带〉》的诗。画家沈尧伊读过之后，十分激动，找到魏巍开了介绍信，沿途走了长征路，他根据《地球的红飘带》绘制了同名的被公认为美术经典的连环画。
　　虽然长征已经过去了70年，《地球的红飘带》也问世近20年了，作者魏巍也进入耄耋之年，但是他的那颗热爱红军的心依然滚烫，地球的红飘带在他眼中依旧那么鲜红。“长征一直是我心中的诗，必须要传流后世，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尤其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我们更应该纪念好，更需要把长征精神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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