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中国草》，钟兆云著，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十八岁那年的我，在唱过“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后，写了一首名曰《一个人的宣言》之诗，最后几句是：“生命不只为自己存在/我愿是一团熊熊烈火/无论走到哪里/那里都播洒光明和温暖。”

　　这是我的青春宣言。一晃三四十年，我断不能像现在一首歌所唱那般自夸“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但当年诗中的宣言却愈发坚定。诗言志，这个“志”妥妥地悬着肝胆。

　　我辈青葱岁月时，文学极具轰动效应。我十五岁那年发表第一篇习作，无比敬重的校长在全校升旗仪式上亲自为我颁奖，还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继而，我在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奖，县长在广播电台上表扬。全村人都知道我上报上广播了，那份奔走相告的兴奋之情，仿佛真是与有荣焉。那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哪怕是豆腐块，只要标明了通信地址，动辄都会有三四十封信从天南地北飞来，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气息带到闽西大山深处。

　　我读高二时，利用课间和寒暑假编写《青年文史知识日读》，30多万字，算是献给成年礼的礼物。我不仅自许甚高，还好高骛远，想要“高攀”中国青年出版社。书没出版，编辑的退稿信我却“珍若拱璧”，因为信中也给了肯定，并建议我把其中一些不错的章节择出投给报刊，这实实在在地温暖到了我。我试着“化整为零”再投稿，果真发表不少，并与《广州文艺》的杨永权老师结成忘年交。那时的《广州文艺》是全国文学界的“四小花旦”之一，我在上面发表的第一首诗名曰《寻梦》。因为文学，我得以有机会早早感受人间的美好。高考前夕，素不相识的杨永权老师要我不再写作和投稿，专心学业，得知我因家贫想靠稿费读书，就给我每月寄十元钱作生活费，那时他的工资才七十多元，连寄四个月。受此善举影响，我此后人生总也乐于助人。

　　我可以说是意志比较坚定的人，却在写作上有致命伤，难以抗拒缪斯女神的召唤。烧了埋了30多万字的手稿，却并没有埋葬我对写作的热爱。刚“回炉”，就被几个小师弟小师妹请去当他们文学社的顾问，于是又操觚弄瓢。让我高兴的是，几位小师弟受了我的影响，却没被文学耽误，大学毕业后一直与文字打交道，有的当上了高校校长、教授，有的当上了报社总编，让我有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嘲资本。

　　大学时代，我课余时间四处采访，寻找亮点，发现社会问题，写了不少纪实作品。节假日还探望“左联”老作家马宁，甚至到成都拜谒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克芹、著名作家流沙河，到厦门造访著名诗人舒婷，聆听他们对文学和人生的见解。我一直珍藏着他们的题词，他们满满的关怀、鼓励和期许，促使我在文学征程中“不须扬鞭自奋蹄”。我在大学的生活费基本可以靠稿费来维持，写作成就了我的勇敢和不言放弃，要不是文学，我或许难以留在省城。

　　我在18岁生日时许愿，要在生命的第二轮出版诗集。1992年接近24岁时，才发现出版诗集困难重重，于是决定改变自己，从报告文学下手。恰好一则新闻吸引了我，闽西老区、将军之乡才溪有两位青年企业家捐款52万元修建母校，我结合着历史和现实，写就并出版了第一本书《将军与故土》。我也因此接触到一批共和国开国将军，一次次“追星”中，蓦然激起了我为英年早逝的开国上将、共和国空军之父刘亚楼立传的念头。1984年母校武平一中60周年校庆时，我就为母校出过刘亚楼上将这样的校友而倍感骄傲，一直为没有他的传记而遗憾。参加工作第三年，我端详着他22岁就当中央红军主力师政委的照片，心想自己的22岁能干什么呢，就为他写一本书吧！

　　历经四年艰辛，传记文学《百战将星刘亚楼》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全国四五十家报刊连载，一时小有名气。几家大单位想调我，省领导也考虑让我当秘书，但我却想坚守最初的梦想，继续在“追星”中用文字传递真善美，做个文学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时我已决心为文化怪杰辜鸿铭写书。他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面对清末民初积贫积弱的祖国，哪怕“只能凭借一己之力来孤军奋战”，也矢志不渝地“要为中华文明的事业多尽一份力”“我毕生努力的方向是要使你们西方人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始终坚信中华文明的力量，贫困之中写诗与妻子共勉：“明年桃柳堂前树，还汝春光满眼看。”从他身上发出的这道爱国之光、文化之光，直到今天仍让我着迷，也让我感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人的视若无睹，我想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贡献，致敬他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为吾国吾民争辩的勇气和智慧。

　　我以八九部长篇加入中国作协并迎来我的“三十而立”后，新世纪之交到北京参加第五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所著150万字三卷本历史小说《奇人辜鸿铭》散发着油墨清香到了手上， Logo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多年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退稿，不仅没让我这位文史发烧友“退烧”，还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卷土重来在这个出版社出书。谁能想到呢，我穷六年之功，竟“手工”创作了福建史上最长的一部文学作品，此前著名的《闽都别记》还不到一百万字呢。一位文友打趣地说，不出就不出，一出就出个超牛的。听闻艰辛的创作往事后，他感慨地说，如果一个字就是一片树叶的话，你得弯腰150万次才能完成呀。

　　有好事者提出要“救活”我中学时代被退稿的那本书，让它从束之高阁到公诸同好。但即便再有轮回，也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中蹦出了，二十来本各有百页的书稿被我一把火给烧了。那是我烧稿烧得最心痛的一次，也是最果断的一次。因为写作导致我严重偏科，高考名落孙山后要再“回炉”，必得跟创作说再见，于是一狠心，就在老家的后山上把它们有序排列，举行一个人的送别仪式，烧成灰烬后再把它们连同泪水埋在花生地里，许愿它们能化为肥料滋养土地。

　　写作除了才气，还得富有情怀，于我而言，就是为真理和正义发声，让高尚的灵魂得以在文字世界里安身，让英雄的形象能在作品里复活，让精神的光亮有力驱散现实的雾霾。那些年我写了共和国诸多元勋的传记和报告文学，因为这类题材的创作，我遇见了书里书外一位位英雄。我每写一个光风霁月的人，他就住进了我的心里，活在了我的日常生活中。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种种不如意时，我的脑海里、梦里总会出现他们的声音，叮嘱我要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一次次走近他们，了解他们，书写他们，我无形中升华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创作水准。每每放下笔，仰望星空，总感到自己和他们穿越时空作精神交流。在塑造英雄的同时也被英雄塑造，不期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创作理念，甚至希望读者也一同被塑造。

　　我新近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书中主人公是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林占熺。他奉为座右铭的“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以及年过八旬仍奔跑不止而且每日三省吾身般自问“你忘记共产主义理想了吗”，直教我动容。他和我写过的不少人物一样，既是英雄，也是“傻子”——是在当下精致利己主义泛滥时难能可贵的“傻子”。他们正因为“傻”，才让这个社会时时处处阳光灿烂，才成了我的书写对象，而我，也甘心成为这样的“傻子”。

　　年过天命，五十余部书，诗歌、散文、小说、影视、报告文学乃至学术论文，字里行间大都洋溢着家国情怀。我写家国，也并非一味歌颂，也揭露假恶丑，真正的作家本应富于批判精神。因为写作，因为采访众多“明星”，走过许多地方，笔下的文字曾一次次感动和照亮过别人。面对掌声和鲜花，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时间印证了我是名正言顺的写作者、记录者，写作之于我，如《牡丹亭》所说“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参加工作之初，我曾写下这么一段文字以自励：“写作属于寂寞，属于苦乐交织，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已没多大实惠，不足为稻粱谋，但我从不轻贱它。它成了我的第二生命，我的骨髓里都浸着文学的流汁。”写作像是一场马拉松，只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比赛，更不是为了获奖，它只是一个人在人生中有所坚持绽放的一朵花，证明你和缪斯女神亲近，然后再化作精神之光，观照大地，也悲悯大地。

　　文学给我带来了亲切的关怀，它更像一个亲切而幽静的知己，悠诉着人情世故、处世之道，那些文字努力地发掘着我的每一寸心灵土地。阅读和创作之后是喜悦，是哀愁，是反悔，是无悔……无论怎样，它终究温暖了我的心，让我认识了世界也诗化了世界，认识了许多人也认清了许多人，让我懂得取舍。于是乎，在热烈和淡定之中，不管是实实在在做人、扎扎实实写东西，还是从从容容地过日子，始终抱着一团火，生命在，这团火就不熄灭。

　　莎士比亚说：“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文学星空灿烂，我断断还没成为星，身上那点微光，不过是被那些火炬和阳光、星月反射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