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是刑警》海报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我是刑警》以刑侦专家秦川（于和伟饰）等人物为核心，以多起真实刑事案件为原型，提炼和串联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侦工作的发展进程，展现了刑侦精神的代际传承。该剧践行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以写实手法构建生动的现实图景，进而以对典型人物的深度塑造开掘历史动因，成为近年来国产剧集中的又一现实主义佳作。不过在典型人物呈现上，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推陈出新的纪实刑侦剧
近年来，得益于流媒体平台的发展、影视类型化水准的提升等，我国剧集创作中涌现出一股悬疑犯罪剧热潮，《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狂飙》《尘封十三载》等作品可谓个中代表。为适应流媒体时代的观影环境与趣味，这波创作热潮整体上追求越来越极致的类型化手法与风格化影像，致力于构建悬念丛生、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电视剧《我是刑警》带来了一种“既新且旧”的感觉，“新”在于其强烈的纪实性有异于当下悬疑犯罪剧注重类型化、奇观化的整体创作趋向，“旧”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对于老式国产刑侦剧的审美感受与文化记忆。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电视剧创作中曾出现一波重案实录刑侦剧的热潮。《紧急追捕》《9·18大案侦破纪实》《金海岸》《刑警本色》《12·1枪杀大案》《惊天大劫案》《命案十三宗》《重案六组》《中国刑侦1号案》等一大批根据真实刑事大案改编的作品涌现，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探奇心理。但其中一些作品刻意渲染血腥暴力，所采取的纪实手法走向了不加虚构与反思的自然主义，隐含着激发恐慌心理、诱发模仿效应等风险，最终导致这波热潮在相关部门的及时管控下趋于平缓。
显然，《我是刑警》接续了中式纪实刑侦剧中断良久的创作脉络，并在其基础上推陈出新。真实犯罪事件的改编常常能够提供一种虚构故事所缺乏的话题性与感染力，此类创作的要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处理虚实之间的张力，避免陷入“真实”的陷阱。优秀的改编，既要坐实望虚，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想象与改造；也要以虚证实，透过虚构故事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总体来看，《我是刑警》较好地平衡了艺术虚构与真实案件之间的关系。
从叙事手法上来看，《我是刑警》通过秦川这一核心人物将诸多案件串联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结构。该剧虽然由鹤岗“1·28”持枪抢劫案、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案、凯里“1·13”爆炸案、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等许多轰动一时的刑事要案改编而来，但没有耽溺于犯罪过程的渲染，而是将重点放在案件侦破全过程的细致呈现上。通过还原犯罪现场、细述侦破过程、深挖犯罪动机，引导观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刑侦工作的复杂与艰辛。由于不同案件的侦破难度和叙事手法不同，导致不同篇章之间有些详略失当，诸如郭凤英诈骗案、粮库失窃案等段落显得有些仓促、单薄。
在影像风格上，《我是刑警》表现出生活流与日常化特色。该剧没有精致的影像风格，并不试图赋予现实以别样的滤镜，而是有意追求一种不加修饰的生活质感，由此形成了一种真实而粗粝的现实主义风格。该剧虽然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但较为准确地还原出了我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环境特色与时代氛围，形成了一幅令人信服的社会流变图景。美中不足的是，剧中许多角色并未使用演员原声，而是采取了后期配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真实感。
以典型人物开掘历史动因
然而，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而言，做到细节的真实还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既有现实的皮毛，也有现实的骨肉。或者说，既要有现实图景的描画，也要有社会发展规律的呈现。 《我是刑警》的显著特色，在于透过“秦川”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来追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侦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动因。
典型化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路径，透过典型人物把握历史真实是现实主义的要义。近年来，我国文艺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题材影视剧中出现了一股典型化的潮流。在回望改革开放进程时，创作者们自觉地通过典型化的方式来观照各行各业，从而塑造出宋运辉（《大江大河》）、陈江河（《鸡毛飞上天》）、周秉昆（《人世间》）、马得福（《山海情》）、阿宝（《繁花》）、徐慧真（《正阳门下小女人》）、许半夏（《风吹半夏》）等既富有独特个性又凝结时代精神的人物。
作为刑侦领域的代表，“秦川”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改革者形象的人物谱系。创作者以现实中赫赫有名的“刑侦八虎”作为原型，进一步提炼和虚构了这位富有感召力的典型人物。借助秦川从一名大学生、普通刑警，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刑侦专家的过程，该剧有意凸显了其身上的多重性格特质：在日常生活中亲近随和、体恤下属、守诺重情，在案件面前则清廉刚直、坚持己见、从不言弃。在侦办张克寒案、清江赌场爆炸案等案件过程中，面对现实阻碍与人心动摇，秦川始终迎难而上、百折无悔。显然，该剧力图塑造一位兼具道德魅力与专业精神、既务实笃行又葆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典型人物，以此化为当代刑警的理想形象。
更进一步来看，该剧的现实主义品格还在于借助“秦川”这一典型人物去透析与开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侦工作乃至法治建设的演进规律。简言之，该剧深入阐释了我国刑侦现代化在深层动因层面的变与不变。
变化在于，刑侦事业的发展依赖于科技进步与体制改革。该剧将核心人物秦川设定为大学生及知识分子，同时借助不同案例不厌其烦地展现DNA分析、指纹识别、监控视频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在刑侦工作中的运用，正是为了展现知识与科技所蕴含的变革力量。同时，该剧也对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等体制积弊进行了揭露，体现出褒贬皆有的创作姿态。而不变在于，刑侦工作的开展需要持续而共通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底色。围绕秦川这一核心人物，该剧塑造了武英德、曹忠恕、陶维志、李文、曹阳、叶海平等老中青三代刑侦人物群像，以代际叙事的方式去传承刑侦精神，形塑价值认同。正如片名《我是刑警》的修辞术所表露的那样，这是小我建构身份认同的个体故事，更是个体融入集体的宏大叙事。
典型化运用中的一点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我是刑警》体现出了对于现实主义路径尤其是典型化手法的新探索，但也有一些需要思考的创作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典型人物对次要人物的遮蔽。该剧出场人物繁多，以案件勾连起了刑警、罪犯、普通市民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由于叙事上采取了以核心人物秦川串联案件的念珠式结构，且创作者抱着明显的典型化意图，就导致创作心力几乎都灌注到了秦川身上。剧中许多次要人物轮番出场，还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便匆忙退场。即便是武英德、曹忠恕等重要人物的性格也较为扁平，可供发挥的空间并不大。这就导致该剧并未形成多个人物之间棋逢对手、充满张力的群像戏。
第二个问题，是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错位。现实主义手法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环境视作人物性格生成的重要土壤。由于《我是刑警》采取人物串联案件的结构，导致人物被事件牵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与社会环境之间有机的互动关系。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在该剧的前六集中，秦川作为初出茅庐的刑警体现出了成长变化的人物弧光，并与他所熟悉的故乡环境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关联。师父高建设、好友叶茂生、邻居白玲、罪犯宋小军、上司胡兵等人构成的有机的社会网络，使得这一人物形象也显得十分饱满生动。但随着剧情的发展，秦川逐渐成长为游走于各地的指挥者角色，形象越来越固化和崇高化，缺乏了人物前期的鲜活感。
当然，以上问题并不能掩盖《我是刑警》的光芒。该剧的纪实手法与典型塑造体现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可谓当下悬疑犯罪剧中的一股清流。也期待未来的国产剧更能够在题材与类型上锐意创新，进一步开拓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