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年诗歌创作历程中，梁平的创作手法和风格持续性发生变化，但在创作过程中对现实向度的关注从未发生变化。他说：“现实对于作家、诗人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而应该是作家、诗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把抒写现实作为为这个时代留下文学记忆的责任。”处理好现实与自我之间的矛盾是每一个作家、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梁平在漫长的诗歌创作历程中，不断打破多次重构的内核，成功地在现实与主体之间搭建起一条微妙的脉络。
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生命书写
回顾梁平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他对现实抒写的阶段性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凭借热血和灵气的青春激情走向诗坛，后来的诗集《家谱》则向着纵深处探索，以一把时间之钥将空间层层剥开，表达生命冲动。长诗《三十年河东》是对改革开放全景式的书写。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诗歌创作的不断精进，他的诗歌朝向更多面向，在宏大天地间找寻一份心安。诗集《一蓑烟雨》不仅指向巴蜀两地地理、风物和现实空间，更多的是书写人生行旅的经验。这部诗集还折射出诗歌的记录性，以及对苍生万物、历史和现实的关切。
对梁平而言，他的现实主义“宏大可至朗朗乾坤，幽微可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梁平拒绝词语的泛滥和过度的情感抒发，通过对历史的深邃思考与追问，带着一颗悲悯之心抒写现实，在平淡叙述中透射出浓烈的人文情怀和人性的温度，呈现出本真的生命形态，直抵人性深处的情感。
梁平曾说：“写诗四十年，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拒绝肤浅和妖艳，把诗写进骨子里。”梁平写有骨质的诗歌，做有态度的诗人，除去浮在岁月上的油层，萃取诗歌的精髓。俄国诗人勃洛克说：“诗人的职责要求诗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了揭开外部表面的覆盖，开掘精神的深处。”这正是梁平所追求的。此外，梁平钟情于地理、人文和历史书写，擅长从一座城、一条街挖出故事掘出诗意，构筑独特的诗歌地理景观。诗集《一蓑烟雨》以长诗《水经新注：嘉陵江》起势，《蜀道辞》结束，通过诗人居住的巴蜀大地为地理点位，确立诗性基调。诗集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联想到他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涉及生命来处与归途，而是诗人对生命这一动态过程的气度、格局的全局呈现。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特征、特质和精神，时代的现实生活就是历史的背景、社会风貌、生活百态、人生况味，诗歌创作不能一味自我怨艾地浅唱低吟，不能一味沉溺于文字游戏，要给诗歌强身健体。 ”这是梁平的夫子自道。《过敏原》一诗以一次“半夜皮肤过敏”的独特生命体验生发诗思，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现实的审视，也是诗人对自我的审视。他有分寸地在诗歌中植入自我意识，然后迅速将诗歌的点位扩大，由手臂扩大至更深层次的哲思，用普通的生活体验来反思现实生活的混乱、荒诞、无序。在诗歌结尾诗人向外探求自己的过敏原，再经内化成为精神锚点。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除了空间意义上的故乡，还有对自己心灵故乡的确认。诗人只有不断追随内心的声音，精神和肉体才能融为一体。艾略特提出“客观对应物”来表现非个人化情感。每一首诗的思想，作者用一种形象表达出来，进而增强诗歌张力。
视角转化与内心的审视
梁平的诗歌大多是繁复内心状态的记录，“诗人情感从外向内推进，从宏阔向幽微调试”。他一向擅长对城市、时代和历史等外部世界进行宏大叙事，诗集《一蓑烟雨》对自我呈现有了新高度。梁平以诗人之眼还原现实问题，并在对问题的还原中审视自我。
拉康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称为镜像体验。镜像体验是不断发现自我深入自我的过程。认识自我需要借助他者，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构建的，自我即他者。梁平在《我的肉身里住着孙悟空》中写道：“我的肉身里住着孙悟空，/迷迷糊糊我进入了自己身体，/……肠道里巡游十万八千里以后，/分不清我和悟空，究竟谁是谁？/看见自己手执金箍棒，/站在身体之外，一路昂扬。/天地之间有祥云驾到，/额头上的时间，年月日不详。”诗人用孙悟空化作自己的心相，表达更深层次的自我，坦诚真实地袒露出一个坐看云起时的形象。在诗歌最后，诗人彻底将社会赋予耳顺之年应有的样子抛掷云端，做无拘无束的自然人。
梁平在《我经常做重复的梦》中写道：“这与我日常的慈祥相悖/与我周边的云淡风轻/构成两个世界/我怀疑梦里的另一个我/才是真实的我。”这两首诗，都写到“我”与“另一个我”。“我”要安置肉身，而“我”身体里的孙悟空又站到“我”的“身体之外”，给我佛眼顿悟。当肉身的局限“胆囊的结石”生成佛家的“舍利子”，“我”的出世入世便浑然一体，这是诗人人格内部的生态平衡，也是诗与人之间的跷跷板式的平衡。人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多面体，梁平诗歌可贵之处，便是对这种矛盾的呈现。
在《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一诗中，梁平把“我”与“另一个我”的互逆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他还是把互逆与互补相结合：所谓胸怀，就是放得下鲜花，拿得起满世界的荆棘。只有内省没有平衡，诗人很难完成自救，就注定是痛苦的人，而梁平把二者调适得很好。所以，他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又潜入灵魂去创作。现实带来的危机滋养诗人的写作，反过来，诗歌也滋养诗人的人生、世界。在这首诗里，梁平既是“患者”，又是“精神分析师”，对互相对立的“自我”进行不留情面的审视、呈现与挖掘。梁平的这些诗显然具有普适性。阅读过程中，会觉得诗人仿佛在表达我们自己最隐秘的部分，解释了我们意识的隐秘层和情感的最微妙之处。这些向内心隐秘处挖掘的诗歌，展示了梁平面对自我和世界的勇敢及真诚，也可解释梁平为何年纪越长，格局却越来越大，在越来越自然清澈的诗歌语言中传递出越来越深刻的体验与感悟。
兴会神到，合理发生的诗歌语言
诗人的创作应该能够抵达心灵深处，展示出个体的真实生命体验。梁平将日常生活叙事作为一举两得的办法。一方面“破旧”，以日常生活小事、小人物的书写来“融化”宏大抒情诗歌中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立新”，经由日常生活叙事之路还原人类本性的书写，进而突进“人在人类中”的个体自由的领域，尊重个人的生命体验，展现个体本真的生命情态，吟唱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焦虑。
梁平的诗歌语言，乍读之，会给人一种“不适感”，其因在于其似乎完全消解了中国诗歌追求唯美诗意的传统，不追求诗歌辞藻和意境的典雅美，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用语，似与人“负暄琐话”。梁平诗歌语言的浅白化和“底层化”走向，不能说他不考虑“诗美”的语言理念，也不是说他不懂诗歌语言的内部组合秩序。梁平诗歌的语言符号系统，有着复杂的内部形态，诗人注重诗歌语言背后的隐喻功能，在简单的语汇编排之下，追求语言的反讽、含混效用。
诗歌，是语言的精炼，是情感的浓缩，以最简洁的方式承载深邃的内涵。《我被一本书掩盖》一诗，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展现了诗人对语言、梦境、现实与自我认知的深刻洞察。“我被一本书掩盖，文字长出的藤蔓互相纠缠，从头到尾都是死结，身体已经虚脱。”这一开篇不仅是对阅读体验的描绘，更是对语言本身力量的揭示。“死结”象征语言的复杂性和解读的难度。“我被一个梦掩盖，断片与连环铺开的情节清晰，梅花落了，枝头的雪压哑了风的呼啸。”梅花的凋零与雪的重压，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情感状态的象征，暗示内心世界的脆弱与压抑。“我被一句话掩盖，舞台与世界的悬浮幻影，喜鹊飞过头顶，窗台停靠一只乌鸦。”这是对语言力量的再次强调。它如同舞台上的灯光，照亮了一部分现实，却遮蔽了另一部分。喜鹊与乌鸦的对比，寓意着希望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对社会、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为增强诗歌的诗性特质，梁平除了营造诗歌的韵律感，还坚持运用反讽手法。梁平进行诗歌创作手法革新，用符合日常生活的修辞手段叙说人之日常、歌咏人之本性、吟唱人之生存焦虑。相比传统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来说，他的诗歌修辞属于“异类”修辞，避开以往诗歌里常用的修辞手段，在反讽手法的使用中进行更深入的嘲讽，调侃的深处是对人之日常生活状态的冷静反思。
《盲点》一诗以讽刺为利器，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进行深刻剖析。诗的开篇，“面对万紫千红， /找不到我的那款颜色”。“万紫千红”象征社会的多样性和繁华，“找不到我的那款颜色”表达个体在社会中的迷失感和独特性的缺失，隐喻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的模糊和自我认知的困惑。“身份很多，只留下一张身份证。”这句诗讽刺了现代社会中身份标签的泛滥和个体真实性的丧失。“我对自己的盲点不以为耻/是非、曲直与黑白面前，/我行我素，不裁判。”诗人以自我反思的方式，讽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盲目自信和道德相对主义。“我把盲点绣成一朵花，人见人爱， /让世间所有的子弹生锈，/成为哑子。”通过将“盲点”绣成“花”的行为，讽刺了个体在面对社会暴力和破坏时的逃避心态，同时也表达了对和平与创造的向往，反映了诗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独到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