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女国医》剧照

　　中国戏曲自诞生至今，从不乏医者的故事和医者的形象。生老病死是每个生命需要面对的日常现实，而医者作为生命的护佑者、病痛的疗愈者，对每个生命都显得格外重要。戏曲舞台上的医者可以平凡一如常人，演绎世俗生活的“烟火气”，亦庄亦谐；也可以不凡如英雄义士，在跌宕起伏的遭遇、道德良心的叩问、爱恨情仇的纠结、九死一生的考验中书写传奇，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程婴、李时珍、傅山……莫不如此。当“女国医”义妁的形象出现在黄梅戏舞台上时，不免会吸引更多好奇的目光，与黄梅戏传统剧目相比较，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精心打造的《女国医》在题材上无疑具有开拓性和独特性，女国医形象在中国戏曲舞台则更为罕见，如何继承发扬剧种的优良传统，塑造好这一独特形象，进而升华剧作主题，打造艺术精品？《女国医》迈出了勇敢探索的步伐。

　　继承传统张扬特色，别开生面再写“传奇”

　　《女国医》甫一开场，女扮男装的义妁为疗救病势沉重的太后冒着生命危险摘去冠帽，暴露女子身份。勇闯宫闱，令人很自然地想起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中“为救李郎离家园”“谁知纱帽罩婵娟”的冯素珍。这一似曾相识、独具匠心的设计彰显了黄梅戏富于民间趣味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是黄梅戏多部经典剧目的共同特征，经过检验积淀为剧种的传统与特色。同样着眼于剧作的传奇性，《女国医》试图在爱情传奇之外另辟蹊径，书写一位女医者的职业传奇、命运传奇、宫廷传奇。义妁以一孤苦弱女，身负父冤，扶养幼弟，苦学医术，如草根般坚韧生长于民间，直至寻找机会入宫。剧作将13年前导致太医张天佑被冤杀的宫廷案件作为引子，其女义妁入宫探查冤案的线索沿此展开；义妁宫中行医与其心路历程成为另一线索。两线交织，层层推进，抽丝剥茧，颇具“悬疑剧”气质。如此一来，剧中程丞饰演的义妁虽然没有像冯素珍那样缠绵悱恻的爱情表达，却拥有更加多元的情感表达空间和可能——作为女儿，为父雪冤执着坚定，进入宫廷步步惊心；作为长姐，护佑兄弟，骨肉情长；作为弟子，面对既是凶手又是恩人的太医令崔弘爱恨交织；作为医者，救死扶伤，尽心竭力，却难免回天乏力之憾；作为弱女子，面对宫廷斗争、权力阴谋，苦苦周旋，纠结彷徨……充满张力的身份和情节，都对演员表演提出挑战，也激发了演员发挥艺术创造力的勇气。

　　在黄梅戏传统中，故事的传奇性从没有以一种生硬干瘪或疏离于世俗生活的状态体现，而以温暖清新、新鲜活泼、平易晓畅、动心动情的艺术语言娓娓道来，如田野吹来的一阵阵清风，润人心田。这种气质与黄梅戏独具乡土气息的音乐和声腔密不可分。《女国医》将黄梅戏代表性声腔着力呈现并适度创新，紧密贴合剧情，调节气氛，比如第二场义妁讲述学医经历的“自幼儿，家传岐黄初学起”，第三场义妁、崔弘合力救回匈奴王子，义妁准备美酒菜蔬，载歌载舞，回忆甜蜜童年，“乐乐呵呵哇，呀得咿得咿呀咿哟”的唱段以欢快、喜庆、松弛的情绪彰显声腔特色，同时也为随之而来的紧张情节做足铺垫。黄梅戏描写生活细腻入微、悲喜交织、趣味横生的优点在《女国医》中也有体现，如众太医对义妁从警惕、轻视到嫉妒、羡慕，再到愧悔、钦佩的心理变化，以谐谑化、喜剧化的表演呈现，为剧作的沉重主题增添了一抹轻松的色彩。

　　提炼升华医者精神，用心塑造“医者”形象

　　中国古代戏曲舞台上最著名的医者形象非程婴莫属，他为保全忠臣血脉见义勇为，舍弃亲生，忍辱偷生，最终报仇雪恨，他的忠义、勇敢、牺牲因历代艺术家的精彩演绎脍炙人口。义妁拥有程婴一样见义勇为的精神，但她更承载着心系百姓、珍视生命、救死扶伤、仁义博爱的医者情怀。值得肯定的是，《女国医》细描义妁在行医过程中与患者的互动以及心态、情感的变化，展现了她的成长、超越和医者情怀净化、升华的过程。义妁冒死揭榜入宫主要动机是为父雪冤，并非纯然为践行医者救死扶伤的理想，但大将军临终前“好将一身本事还报恩养他的大汉百姓”的遗言深深打动了义妁，“他临终遗言似雷电，豁然荡开我心天——不为一己存私念，不为家族求恩典。伤痕累累无微怨，战功赫赫犹自谦。他还报百姓一句话，义妁永刻在心间”。医者行医目的究竟是什么？不是一己私念，不是家族恩典，更不是一己恩怨，“护定百姓、还报百姓”才是医者应有的情怀，视野、胸襟的开阔赋予这种情怀崇高追求和现代质感，也为剧情的发展和义妁的抉择埋下伏笔。

　　在父冤因宫廷权力斗争无法昭雪，幼弟禁锢牢狱，万念俱灰时，义妁的这种情怀被百姓生死关头的苦苦挣扎、声声痛吟唤醒，“忽见百姓蒙苦难，万条命，存亡重似万叠山！……将一身本事还报百姓，我心方安！”对医者而言，百姓鲜活的生命重于泰山，最值得珍视，在挽救生命的大义面前，家族恨、昭雪愿、苦仇心、生死念都可以抛弃，可以超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得以彰显，医者情怀得以升华。

　　每一位医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拥有独特的职业体验，还要面对复杂的人生、社会、生命的共同命题，职业体验、人生体验、生命体验、情感体验的交织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女国医》对医者群体敏锐的观照、捕捉和艺术呈现，使他们成为故事不可或缺的角色和作品戏剧性的重要来源，凸显了作品“医者”题材的独特性。作为医者，义妁满腔热情疗救患者，固然有挽救生命的喜悦，但面对回天乏力的残酷现实，也难免无奈、痛苦、自责，义妁死死抓住大将军的双手，“想拽住他、留住他、喊住他、救回他”，可他就像一缕轻烟散去，无法抓住，无法挽留，“我痛——痛不能将他性命挽，我恨——恨己无用医道浅。”但这位身处痛苦中的弱质女子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和坚韧，为了挽救无辜太医的性命，挺身而出，将所有罪过集于己身。程丞通过情感充沛、节制适度的细腻表演将这种残酷的生命体验、无奈的痛切感受、难得的清醒坚韧传达给观众，令人动容。

　　戏曲舞台上医者职业属性的艺术呈现方式是创作的难点，《女国医》以医者为主角，如何塑造真实可信、具有专业气质的“医者”艺术形象？在中国戏曲传统中，医者的职业身份往往通过开场时大段的道白和少量唱词主动加以说明，或以医者特有的服饰、道具作为标识，这些艺术手段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女国医》充分观照剧中主要人物的“医者”身份，在对医学知识、行医活动的戏曲化、舞台化、诗意化展示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首先，剧作主要线索和情节紧紧围绕义妁学医、行医活动展开，义妁治病救人的经历贯穿宫廷权力之争，揭开父亲冤案层层纱幕，催动义妁医者情怀的净化、升华，水乳交融，互为表里。其次，行医场景虽反复出现，但舞台调度张弛有度，同中有异，匠心独运。义妁疗治太后不顾生死是为进入宫廷查明冤案，疗治大将军以身犯险是破釜沉舟挽回众太医的无辜生命，疗治匈奴王子是痛定思痛求生机于一线，疗治瘟疫蔓延中的众百姓是为护佑生命的医者仁心。最后，医学知识诸如望闻问切、脉象症状、医典医档在各个戏剧场景中自然渗透、融入剧情。部分医学术语以富有诗意和韵律感的戏曲语言呈现，如义妁崔弘二人为匈奴王子诊脉，“浮脉渐沉，呼吸渐稳。实脉渐长，心腑渐张……”一唱一和，独具美感。

　　当然，作为一部刚刚搬上舞台的作品，《女国医》依然有许多需要提升完善之处，诸如作品主题需要进一步提炼明晰，为父雪冤与宫廷斗争之间的矛盾需要解决等。但作为一部继承传统、张扬特色、别开生面、勇敢探索的用心之作，《女国医》已经为黄梅戏和中国戏曲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仁心医者一婵娟”，独出机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