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塑造是戏剧创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决定戏剧成败的关键因素。美国戏剧理论家乔治·贝克说：“一个剧本的永久价值终究在于其中的性格描写。”纵观当代戏剧舞台，剧作家陈艺天（本名陈涣）近年来的戏剧创作值得关注。其创作取材广泛，遍及琼剧、潮剧、西秦戏、正字戏等多个地方剧种，以及话剧、音乐剧、歌剧、情景剧等多种类型，其共同特征在于关注现实、立足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观念变迁，通过个人与家国结合的宏大叙事，表现时代发展趋势，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美好的人性与人生。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剧中人物身上融进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秉持“脸谱化、高大上自觉规避”的信条，以众多真实生动、具有深刻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为主旋律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真实丰富的情感
戏剧理论家顾仲彝认为，“戏剧人物的行动总是从感情出发，多于从理智出发，人物性格中有强烈感情的才能感染人、激动人。”具有真实感的戏剧人物，必然具有强烈、丰富的感情。陈艺天准确把握住这一规律，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感情丰富、性格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作品中的人物源于生活，是复杂多样的感情的混合体，因而具有生活本身的毛茸茸的质感。他的剧作多以表现某种特定的高尚情感为主，但并不忽视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情感以及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情感、心理，并在各种情感的冲突和博弈中展现人物的精神境界，人物因其心理的丰富性而显得真实可信。
以琼剧《探花禁烟》为例，该剧开场通过张岳崧夫妻分别的场面，回忆二人结缘的经过及相濡以沫的婚后生活，着力刻画了心心相印的夫妻深情。在夫人被烟贩劫持、下落不明时，身为禁烟大使的张岳崧痛苦不堪、忧心如焚，答应了劫匪的要求，冒着生命危险孤身一人前往山洞与妻子会面。明知此行极为草率且可能是一场徒劳，他却“心随情动，不得不来”。禁烟遇阻、妻子遭难的艰险处境，也使他回忆起为官半世却因耿直高洁而处处受制、壮志难酬的经历，不免苦闷、郁愤。在“夫人平安，百姓遭难，鸦片得禁，夫人丧生”的艰难权衡中，他终因不愿成为致使“琼州哀鸿遍野，南疆失陷”的历史罪人，放弃了“不负黎庶不负卿”的奢望，选择弃家眷、保南僵，同鸦片贩子坚决斗争。张岳崧身上有多重情感：夫妻之情、家庭责任感、仕途不顺的失意、大敌当前的短暂动摇等，这与其禁烟功臣的高大形象似乎不太吻合，却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情感与心理。这种人之常情的存在，恰恰反衬出他为国家舍小家、为苍生福祉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质。
与此相似的是西秦戏《马援伏波》中的马援，他晚年放弃天伦之乐，赴南疆平乱，却被朝中当权者诬陷弹劾，陷入“斩了古庆越权干政难辞咎，累了妻儿害了弟兄厄运难逃”的窘境，进退无门备受煎熬。作者并不单纯刻画这位“伏波将军”的勇武和谋略，而是“把马援请下神坛，让他走进寻常人群，让他去食人间烟火”，将笔触伸进其内心，展示动机的萌生以及目标的设立、受阻与达成的过程，描写其情感的起伏与挣扎，使观众把握到他脉搏的跳动，从而与他同呼吸、共悲喜。此外，琼剧《木棉花开》中的李春来在保护木棉树与服从女儿开发规划之间的情感冲突，话剧《归去来兮鹦哥岭》中刘森在妻子的调离要求和朋友的挽留、个人前途与保护区的需要之间的左右摇摆，无不以其处境和心理的真实牵动着观众的心。
真实合理的行动
英国戏剧理论家阿契尔在《剧作法》中指出，戏剧真实性在人物内部的表现，在于心理上的“合情合理”，即戏剧事件应当主要乃至完全以人物的性格、思想为根据。陈艺天自觉地将这种理念运用到自己的戏剧创作中，并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强调“过失”对人物行为和选择的影响，由此避开“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模式，塑造了一系列不完美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在陈艺天的笔下，过往的错误往往成为主要人物行动的动机，使剧情发展合乎逻辑，人物言行真实可信。琼剧《木棉花开》中，老村长李春来因坚持保留木棉树，阻止女儿砍树开发村庄而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却始终不肯让步，究其原因在于自己多年前曾犯下的严重错误：带领村民砍树，导致洪水冲毁村庄，多名村民包括自己的妻子和香兰的父母均在洪水中遇难。惨痛的教训一方面使他认识到大自然的规律不可违逆，另一方面使他长期忍受着自责和愧疚的折磨。这种过失，使李春来以生命保护木棉树的决心和行动不仅建立在对亲人和对乡土的热爱之上，建立在对生态保护理念的理解认同和执行党的政策的高度觉悟之上，更建立在人类与生俱来的恻隐和仁爱之上，建立在道德的忏悔和良知的坚守之上。一个护树英雄被还原成一个真实的普通人，以普通人身上共有的、能够为普通人所理解的生活和情感经验，打动观众的心扉。也正因为如此，当李春来说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观众才会觉得这是人物发自内心的感触，主题表达也因此深刻而自然。
对于这些有过失乃至有缺陷的人物，陈艺天从他们的生活处境出发，体察其内心的隐秘，揭示其过失和缺陷背后的原因，为其不完美、不体面的行动提供合理的生活依据。话剧《归去来兮鹦哥岭》中，刻薄又刁蛮的女主人公田雪慧要求调离保护区，是因为已在保护区兢兢业业工作6年，她为长期不能照顾孩子而愧疚，为孩子缺乏管教而担忧。潮剧《海峡一家亲》中，作者将谢亚生的再娶置于两岸长期分离的政治背景中，将其直接原因归结为报恩和承担责任，使其内心的思念和痛苦真切感人。在表现海南自贸港建设历程的琼剧《自贸港》中，作者对周祖生在美国的再娶，也采取类似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这种有“缺陷”的人物，符合“人孰无过”的人性真实，也触及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体现出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因而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
人物行动的真实性，也建立在对人物情感和意志转变过程的形象描摹上。琼剧《路博德》中，俚人首领敖葛对南下平叛的汉朝将领路博德充满戒心和敌意，路博德忍痛烧毁楼船自绝退路，其夫人甘冒风险为峒主夫人顺利接生，方才赢得敖葛的信服。俚人多猛之弟被箭射死，多猛误以为凶手是受路博德指使，平叛之路横生波澜。路博德按照峒规，冒着生命危险，自愿受箭，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也得到了多猛和俚人的敬畏。这一系列事件的设置，使路博德及其所代表的汉朝中央政权被边野俚人接受的过程显得水到渠成，路博德勇于担当的品格和炽热的家国情怀也跃然纸上。琼剧《布衣卿相》中，好友王恕对丘濬的态度，经历从亲近到疏远乃至反目，最后落脚于理解和敬重的过程，这种种转变，立足于对丘濬风骨的逐渐认识和对自身境遇的感悟，合情合理，真实自然。
真实客观的环境
黑格尔说：“概念如果脱离它的客观存在，就不是真实的概念。”现实主义文学需要在细节的真实外，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陈艺天自觉地将这一规律运用到戏剧创作中。他认识到“人物刻画成功与否，则取决于独特性格特征下人物命运遭际的深刻程度；取决于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的契合程度”，使人物的言行举止、思想性格，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社会和历史环境而获得真实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的真实性，在陈艺天的戏剧中首先表现为鲜明的乡土性，人物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水乳交融。在他的琼剧、潮剧创作中，富有地方色彩的物产，如木棉树、苦丁茶、擂茶、侨批、鹿龟酒等，无不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强调了人物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赋予人物浓厚的真实感。这些带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并非是外在于人物的摆设，而是与人物的生活、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人物内在情感的寄托和象征。潮剧《海峡一家亲》中，闽南妇女日常裹束的腰巾，既是主人公谢亚生和丁瑞春被迫分别时的牵挂，也是夫妻二人在漫长岁月中的思念，更是暮年重逢时微妙的尴尬。腰巾的赠送、珍藏与归还，承载着人生离合与世事流转，也是丁瑞春坚贞爱情和苦难人生的写照。面对久别重逢却另有家室的丈夫，腰巾的还与不还，则意味着宽恕对方还是遵从自我感受，“还腰巾，他难受，不还腰巾我怎干休。细看腰巾心滴血，他怎知我一生守它度春秋”。瑞春最终归还腰巾并请亚生把它当成自己带回台湾，体现了本性的善良和超脱个人苦痛之后的豁达。富于地方色彩的腰巾寄托着人物的情思，也是东山女性忍辱负重的生命历程和坚韧、宽厚、乐观的性格象征。
在琼剧《红树林》中，红树林作为黎寨特有的风物，除了提供人物活动的特定场所之外，更被赋予多重精神意义：它是黎族人民心中的神树，阻挡风雨，固守堤岸，避祸消灾；它与黎族人民的精神气质融为一体，是黎族人民不惧艰险守卫家园的形象写照，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汉族抗倭将领郑子刚被藏在红树林，得到黎族人民的救治和保护，更是爱国御侮、黎汉和睦的家国情怀的具象化。
陈艺天作品中的环境的真实性，还在于通过次要人物和群众性角色的塑造，使人民群众成为主要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沃土。琼剧《红色祖宅》取材于在琼崖的共产党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和进步盐商邱秉衡为中心，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剧中，群众场面与中心人物的活动场面交替出现，使主要人物的行动始终处于群众运动的背景中，如王文明在华侨义卖的掩护中安全撤离、琼崖一大在工人与反动派的码头血战中顺利召开等，描绘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支持革命的热情。主要人物不是孤胆英雄，而是人民的一分子，突出了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主题。这既是编剧技巧的娴熟运用，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艺术反映。
真实丰富的情感、真实合理的行动、真实客观的环境，成就了陈艺天戏剧作品一系列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成为陈艺天主旋律戏剧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源于作者对戏剧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和自觉遵从。他主张，舞台人物成立与否可视为上演可行性论证的前提和基础，而个性凸显、真实感人却是考量舞台人物的主要依据。为此，他有意回避人物的概念化、符号化和标签化，抹去英雄人物身上的光环，将其还原为具体的个人，回归他们的生命个体，关注他们的生存处境，尤其关注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状态。尊重生命的多样性、生活的复杂性，挖掘人物身上既具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性格和情感，这是陈艺天笔下的人物能够感染、打动观众的根本原因。
当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陈艺天在剧作中积极回应时代的需求，引导健康向上的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了一个剧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琼剧《海刚峰》叙述一代名臣海瑞与贪官房寰斗智斗勇及退回七文柴火费的事迹，倡导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品格和风清气正的吏治文化。正字戏《黄厝寮》讲述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在陆丰期间受到当地百姓保护、治疗，踏上新征程的故事，诠释了骨肉相连、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琼剧《椰岛魂》围绕鹿龟药酒，通过当地人民救治子弟兵的感人故事，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
可以说，正是对戏剧艺术规律的尊重和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担当，成就了陈艺天戏剧作品艺术技巧的纯熟和思想内容的纯正。他的创作证明：在认识上，摆脱简单将戏剧视为歌功颂德、表彰先进的“工具论”戏剧观；在创作手法上，跳出将英雄模范塑造为完美“超人”的刻板模式，以塑造源于生活的血肉丰满、充满内在情感张力、具有真实感的人物作为戏剧创作的中心任务，是主旋律戏剧立足舞台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羊城青年签约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