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文博事业蓬勃发展，考古工作规模扩大，历史文化知识的推广与普及，人民对考古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以物证史，以史增信”成为考古学走向公众视野、增加文化自信的重要目的。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文物局支持、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何以中国》便是一部考古学与信史结合，科学、严谨，兼具诗意美学与人文关怀的纪录片，使得观众在沉浸式视听体验中获得丰富的考古知识与强烈的情感共鸣。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数千年时光更迭，遗物的文化功能与指征早已与当代剥离；遗址、遗迹被岁月冲蚀，只有面目依稀的轮廓。《何以中国》匠心别具，将中华文明的诞生、发展与流变置于文物实证与艺术演绎的互文性叙事结构中。遗物、遗址、遗迹与先民生活被还原，人与大地、河海结成诗意磅礴的整体意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中凸显出中华文明发展的物性承载与精神记忆。
不同于以往纪录片的线性叙事，《何以中国》以秦汉统一为开篇，再抽身回溯史前，以设问为先导，形成回旋的叙事张力——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何以为统一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又如何形成当代意义上的“中国”观念？由此在不断涌现的新生元素中追溯祖先的血脉系谱，循序渐进地探寻中华文明之于世界的独特源流。
史前文明带着脐带之血，尚无成型的文字系统，考古学通过挖掘和分析古代遗址、遗物来研究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演进。物理证据虽能揭示一些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却很难提供详细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语言和思想等信息，易使叙事流于枯燥。《何以中国》基于合理虚构与场景复原，以出色的想象力塑造出一个个活跃在史前时代、身份多样的个体，展现出不同时期与地域的标志性特质。如《摇篮》一集，纪录片描述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的渔家生活，父亲温柔地向年幼的女儿讲述木桨的制作。木桨出土于井头山遗址，作为海洋文化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它既关涉先民的生活形态，又喻指对广远世界的开拓意志。在海洋、生活质料与中华先民的描述性关系中，视觉化呈现打开温情荡漾的生活空间，勾勒出8300年前我国东南地区发展样貌，为遗址中的贝壳残器镀上消逝已久的人性温度。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花瓣彩陶器盖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彩陶，其掀起的彩陶艺术浪潮波及山东、燕辽、甘青、江浙、湘鄂、巴蜀等地，考古学家严文明据此提出“重瓣花朵”理论，即以庙底沟文化中心区域的豫晋陕交界一带为“花心”，各个文化区则像花瓣一样围绕，这种审美共识促成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为表现不同区域文化的大规模交融与互动，《星斗》一集虚构了一位从西坡遗址走出的青年，以探索者身份进入大汶口聚落，在宴席上看到绘有故乡风格的花瓣图案彩陶瓶。席间另一位来自宗教文化发达的凌家滩青年在离开大汶口后向东北前行，为实现父亲遗愿孤身闯入红山文化核心区域的大青山，亲眼目睹红山女巫的萨满仪式，引出对牛梁河遗址的描述。虚构人物的经历与遗址、遗物、遗迹互为生动的叙事线索，从世俗秩序到宗教观念，从日常生活到原始哲学，水网般的文明肌理从此伸展、奔流开去。
细节真实是考古纪录片不可或缺的品质。《古国》一集，良渚王头上的玉锥形器冠、三叉形器与长玉管组成的玉饰，王后佩戴的玉梳背、半圆形玉牌与玉管串成的冠饰、颈上的玉璜和圆牌饰组佩以及腕上玉镯等皆来自良渚出土遗物。通过情境再现，良渚王从大巫师手中接过大玉琮的祭祀过程被完整呈现在观众面前，鲜活地折射出良渚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以及与自然和宇宙的关系。《殷商》一集，商王武丁的服饰来自安阳出土的高巾帽、佩黻贵族玉人，官员服饰来自安阳四盘磨村出土的平顶帽、翻领绣纹衣贵族白石雕像，贞人的卷成筒状的圆箍形冠来自妇好墓的跽坐玉人，建筑、马车、祭仪无不呈现出年湮代远的商代视象。
在借鉴古代文献将历史场景、造型、色彩予以还原的同时，纪录片于影视呈现中注入大量深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表征。《择中》一集，二里头王国巫师模仿跛足大禹手持复原的绿松石龙形器蹈水跳起禹步舞，他手系铜铃，步罡踏斗一般舞于水上，神秘幽邃的远古意境正与《抱朴子》的“三步九迹”关合；对夏商周三代服色的还原，纪录片参考了《礼记》“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少康臣子着黑，商代贵族着白，周王祭祀着红，烈烈如火的中国红由此成为“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底色；《天下》一集，郑国水边采撷木槿的少女使人想起《诗经·郑风》的“有女同车，其颜舜华”，舜华正是初夏盛开的木槿——诗意浪漫的表达，考究有据的细节，充沛合理的展现，传递出真实、蕴藉、富有厚度的视觉冲击力与文化感染力。
一部面向大众的纪录片不仅要以严谨的姿态钩稽历史面相，也需探索考古学自身的人文深度，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建构提出合乎时代的文化解读。近年来，历史研究由宏观史转向微观史，从对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事件的关注转向对日常生活、普通人物的探究。“望远镜”与“显微镜”的复合研究框架被《何以中国》采纳，为考古类纪录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文范式。《秦汉》一集，睡虎地秦简中的黑夫与惊的故事、金水肩关遗址出土的转写给幼卿的书信构成帝国兴衰与个体命运的双线叙事，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帝王将相平等构成文明之光的波与粒。《殷商》一集，“亚长”战殁，“亚长”的驭手请求报丧的侍卫将买给妻女的礼物带回王都，侍卫完成朋友交代后回到墓地与驭手一同为主人殉葬。这些来自对殷墟M 54号大墓发掘成果的故事拟写，使历史的酷烈无不令人唏嘘。《家国》一集，周人灭商后废除人殉，建立起厚人伦、美教化的“礼制中国”，人道主义与家国情怀由此开始萌蘖勃兴——华夏“郁郁乎文哉”的人文诉求与道德理想极易被当代观众体认。
专业演员扮演的历史人物成为《何以中国》的一抹亮色。表演不以语言为媒介，又能够准确传递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与生命状态，从而深刻建立起观众与历史的情感连接。胡歌饰演的悬泉置啬夫弘以手部动作准确刻画了一位恭谨、虔敬、安于职守的边吏；吴倩饰演的妇好刚柔相济，梳妆的婉转与执钺的英武呈现出商代贵族女性的形象张力；子产饰演者曹磊更是将这位郑国改革家的悲悯、孤独、厚重与脆弱刻画得细腻入微，情态塑造与形体表达直抵人物温情而执着的内心世界。
《何以中国》解说词流丽雅正，充分发挥了汉语独体单音的美学特质，与徐徐铺陈的文明视象浑然一体，贯穿着隽永的人文基调。“火”与“水”的视觉隐喻也指向中华民族的原始张力：“火”的意象从史前时代出现，延续到周公接过武王手中的火炬，从精神和主体脱离自然和实体的状态转化为独立升腾的文明精神。“水”的意象在片中反复出现，从陶寺文明的礼乐仪式在水上浮现、二里头王国巫师的禹步舞，再到汉武帝仰天涉水、踏入无远弗届的梦境。水与火对应着《何以中国》贯穿的两种调性，冷厉的实证理性与深邃的人文关怀，进而表现出复杂多元的艺术表现层次。在考古学视域下，《何以中国》直视中华文明“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曲折竞进，又激扬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的盛放精神。古今接续，以古励今，正是纪录片《何以中国》之题旨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艺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