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这样描绘川人对川剧的热爱，“好看戏，虽忍饥受寒亦不去，晒烈日中亦自甘”。川剧是浸润着巴蜀基因的历史文化符号，不断演绎着巴蜀之地的民俗风情和巴蜀人民的乐观豁达，饱含着巴蜀人对巴蜀文化的认同与情感，以其开放的艺术品格、独特的艺术魅力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

　　川剧现代化内嵌于巴蜀大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沧海一粟。20世纪初始，川剧在全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与理想戏剧追求的社会大环境中积极求变求新。中国社会风雨飘零、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催生了戏剧的变革，从梁启超、柳亚子提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好想象开始，一大批有着中西视野、试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知识分子开启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憧憬着一个更为理想的乌托邦社会。这种热忱的社会理想迅速演变成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洪流，成为推动戏剧改革的最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川剧不断自省着向前发展，无数川剧人在“川剧现代化”的美好目标下进行着自觉实践。

　　回顾20世纪，川剧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不同的时期奏出了振奋人心的交响曲。整体来看，川剧现代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初，在成都劝业道道台周孝怀的推动下，“戏曲改良公会”成立，联系优秀剧作家着手剧本改良，使川剧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虽然“戏曲改良公会”很快夭折，但“改良”精神已深入到川剧人的思想意识与实践选择中，以康子林、杨素兰等为代表的川剧重要人物在悦来茶楼成立“三庆会”，努力团结成都地区的各大戏班与川剧艺人，进一步推动了川剧的“五腔共和”，《情探》《柴市节》《离燕哀》等成为演出的保留剧目，改善了川剧“淫秽低俗”的演出现状。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四川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在与话剧、京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中，川剧现代化积极推进，既增添了抗战内容，又创新了演出形式。二是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初的川剧“现代化”之梦凝聚了一代川剧人的戏剧理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落实“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改政策，杜绝了前一时期被评论家反复批判的演出“淫秽低俗”等问题，既整理鉴定了一批包括《柴市节》《乔老爷奇遇》等川剧传统戏，也积极创作了《夫妻赶场》《红杜鹃》等现代戏。三是改革开放后。1982年，为了使川剧能够重现繁荣，四川省委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川剧人以先锋前瞻的姿态“东张西望”，以积极热情的态度进行“探索性川剧”的探索，让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多重关系在对立中趋向融合。川剧《潘金莲》在全国戏剧界引起热议，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同时，《易胆大》《田姐与庄周》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出世。川剧人在中西视野中重新审视川剧，用现代意识重新激活川剧，在推动观念由传统到现代持续转型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戏曲化”“民族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具有现代戏曲精神本质的作品重新焕发川剧的艺术活力，使川剧在全国戏曲改革潮流中显得格外夺目。

　　一个多世纪以来，川剧在“现代化”动力下持续前行，以精致典雅的面貌重新回到现代人的视野里，也逐渐走出了忠孝节义的表达话语，以关注现代精神个体的悲悯情怀抒发现代意识……沿着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川剧现代化的追求从未停歇，已然成为一种无形的存在，细密地织进了川剧的日常与内在，融进了川剧的血脉与生命，成为川剧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作者系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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