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中，从古到今记载的关于四川图像的绘画作品并不少见。除四川本地的画家以巴蜀自然风物和人文风情为主题进行创作外，还有许多外地画家“入川”后，而绘四川图像者。他们笔下的作品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元的四川图像。总的来看，中国美术史中有几次“入川”现象，但其中最为壮观且影响深远的要数近现代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国家命运、人民疾苦在战争岁月中，通过艺术得以再现和呐喊。四川在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在民族危机的重要时刻，担负起了历史重任。我国的主要美术院校、社团和美术家都从不同地方云集到大后方，四川在那时一跃成为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也带来了四川美术的灿烂时期。20世纪上半叶中国重要的国画大家几乎都来到过四川，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丰子恺、黄君璧、钱松喦、林风眠、关良、董寿平、傅抱石、赵望云、孙竹篱、李可染、叶浅予、吴一峰、陆俨少、关山月等多次入川或居川。另外，他们在这里与四川本地艺术家交流有无，成为艺坛佳话，也深深影响了四川本地中国画的发展。同时，还有四川籍的张大千、蒋兆和、李琼玖、冯建吴、陈子庄、苏葆祯、岑学恭、石鲁等，他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四川画坛群星闪耀、蔚为大观的局面，而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也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带来了重要的契机。

　　当时，全国的文化名人都涌向大后方，四川是重要的落脚点。大批学者、艺术家，或迁徙或逃难，聚集于此，使中国的学术界、美术界形成了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的良好氛围。其形成的巨大力量，使中国的学术和艺术得以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时期，得到飞跃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大批的学者、艺术家，又重新分散到全国各地，这使得近百年来的很多文化巨匠和致力于文艺创作的学子们，都曾在四川形成的文化圈中获益。例如，后来在北京大雅宝胡同里居住的艺术家，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曾在抗战时期来过四川，与四川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他们回忆那时的经历，也认为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艺术思想便是来源于四川的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主题写生热潮下，大批艺术家再次走向西部、走进四川，灵山秀水、人文厚度、民族风情，带给艺术家全新的视觉感受，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新国画”运动中崭新的四川图像。

　　可以说，四川图像的创作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写生”是20世纪中国画的重要现象，它承担着链接自然造化与社会现实的重要责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总的来看， 20世纪的写生创作热潮，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写生创作热潮虽然都是画家到自然山水人文中寻找灵感，但两次的思想背景和价值取向却有很大不同，这也与当时时代的文化思潮变化相一致。

　　第一次以个体行为较多，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影响之后，“中西”“古今”之辨，以及对绘画“民族性”问题的探讨成为当时的时代思潮。第二次则以有组织的群体性行为较多，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一场“新国画运动”，要求创造出符合人民需要的内容和形式，注重绘画的社会性功能。其思想来源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道路。之后，画家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主题写生活动，他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火热的激情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

　　但不论是在这两次中的哪一次，四川都是画家们钟爱的创作取材地，其中著名的有黄宾虹的“青城坐雨”“瞿塘夜游”，张大千的“青城问道”“西康纪游”，傅抱石的“蜀水巴山”“峨眉歌声”，关山月的“都江堰”“自贡盐井”，蒋兆和的“杜甫诗意”“川灾流民”，李可染的“乐山大佛”“峨眉清音”，吴一峰的“宝成铁路”“岷江胜概”，还有丰子恺的“蜀江水碧蜀山青”，陈子庄的“田园小景颂家山”……

　　“入蜀方知画意浓”出自黄宾虹到四川写生后留下的诗句。艺术家们当时在四川，创作了大量以四川自然风貌、人文社会为主题的作品，受到这里自然人文的深切影响，留下了丰硕的艺术成果和不少艺坛佳话，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在四川的经历也为四川本土的中国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四川现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风貌。

（作者系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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