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探寻文化自信之道
——专访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评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
王一川接受本报专访
上世纪80年代末，或是因为一张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观影证”，最初研究文学作品和理论问题的王一川，开始从事电影评论。当时众多评论电影的论文中，王一川反思电影及相关文化现象的专论有独特影响力。
新世纪初，北京师范大学把王一川从教务处调到影视学科突出的艺术与传媒学院做院长，工作内容之一就有继续组织由该学院发起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电影活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2011年，王一川曾经攻读硕士学位的母校北京大学，希望他去做北大艺术学院院长。这是一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为主、以研究各艺术门类普遍性问题见长的学院。在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同时也是王一川担任两届院长的过程中，北大艺术学院在全国艺术学理论学科排名中均位列第一。
2020年初，王一川对一档“云录制”电视节目的评论在微博上有千万级的阅读量，收获了“万赞”。这或许可以成为他于2016年提出的“艺术公赏力”理论的一个案例。
在从上大学至今的四十余年学术生涯中，王一川的研究和批评经历了美学/文艺学到电影研究，再到跨门类的艺术学理论三次重点转向。王一川说，在改革大潮中个人的选择与努力自觉固然重要，但自己更是时代的幸运者。通过访谈，王一川阐述了他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有开阔性和严谨性的思辨过程，尤其是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文化自信。
一、修辞论美学是一条创新的学术路径，也是一条起步于探寻文化自信的路
“必须学习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把它同西方的思想文化对话，在两者对话的碰撞中寻找中国的现代自我，才能找到学术个性。”
中国艺术报：修辞学研究是您的一条学术主线，对文学艺术的语言修辞研究延续至今，为何在该领域持续耕耘？
王一川：这要联系我求学的经历。我读本科的时候，正赶上全国的美学热，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对美学有一种热情。当时我后来的导师胡经之先生大声疾呼文艺美学，他要把美学学科和文艺学学科交融在一起，创立一门新的学科叫文艺美学，即既不同于一般的美学，又不同于一般的文艺理论，而是两者的结合，主要就是研究文学艺术中的美学问题。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召，我就报考了北大中文系文艺学学科的文艺美学方向的硕士生，那是全国首次设立文艺美学学科，首次招收硕士生。我运气不错，经过努力考上了。当时，导师特别强调要用美学理论来分析文艺问题。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美学理论的标准都是很高的，能进入它法眼的当代中国文艺作品实在太少了，而用美学理论去研究具体文艺问题、进入文艺作品时就需要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分析方法。
让我想到和提出修辞论美学，是因为一段特殊的经历。那时候我已经是青年教师了。1988年秋到1989年秋，我参加教育部和北师大的联合派遣项目，到牛津大学去做博士后研究。到英国后我大吃一惊。第一，马克思主义在那里“很香”。第二，浪漫美学、经典的美学受到怀疑，学者们正受到语言论思潮的影响，大谈语言、话语、文本、意识形态这些新的概念，甚至用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意识形态及文艺问题。在那个情况下，我就读了一些关于语言论的东西。再结合我过去关于美学的思考，我想到，单纯做美学研究，缺乏文艺实践的支撑、比较空，单纯做西方语言论又缺少社会历史内容，容易走向形式主义。左想右想，我就想把关于社会内容、历史根源的研究，同个人的体验、关于语言符号文本的分析结合起来，走一条自己的路，于是就想到了修辞论美学这条路。提出修辞论美学主张，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自我规定。
中国艺术报：您多次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访学，颇为关注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特色和中国当代美学的现状，中国学者在借鉴20世纪西方学者提出的美学概念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王一川：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崛起而读书，总想睁眼看世界，走出当年苏俄模式的束缚，走向新的开阔的世界。所以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我们如饥似渴地去吸纳西方美学。但我经过在国外了解了一些西方的思想，接触了西方的老师、同学，了解西方的语境后，再回过来看中国，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中国学者看问题必须有自己的视角，研究自己的问题，而研究中国问题正是我的本分。参照西方的观念，吸收中国的古典传统，寻找一条现代文艺美学的道路，是我要做的工作。只有坚守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找到自己的话语，才有自己的学科、学术。但是，一开始要靠什么来建构自己的话语？必须学习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把它同西方的思想文化对话，在两者对话的碰撞中寻找中国的现代自我，才能找到学术个性。并且，了解西方越多，再回头来看中国自己的东西会变得更清晰。这就像人每天早上起来只有通过照镜子，才知道自己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一样。了解国外的，了解中国古代的，最终是要研究解决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问题。
中国艺术报：您在20世纪80年代末萌生了对国产影片的文化阐释兴趣，并在牛津访学期间完成了对电影《红高粱》的评析文章，如今涉足影视批评领域已30多年了，可否谈谈这种兴趣的缘起和发展？
王一川：对电影《红高粱》的分析是我影评的处女作，现在回头看有些粗糙和稚嫩，但是也体现了我一贯的修辞论美学的阐释路径。观看一部文艺作品，不是按照老办法，即思想内容决定艺术形式去分析，而是首先把握艺术作品形式的独特特点，甚至找到它的文本结构中的“裂缝”，比如从某个细节、片段中去看思想内容或意义在形式中是如何生成、生长和安置的。分析《红高粱》的时候，我就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的符号矩阵模式，通过这个构架去把握《红高粱》里面的人物关系，就看到了它所隐匿的矛盾性。表面上是张扬个体的自由生命力，但是在无意识的地方有着对生命的漠视。影片在伸张人的生命力方面没有找到一条理性分析的合理道路，隐含着一种缺失。回头看，这并非这部影片单独存在的缺失，而是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症候：有美好的思想、情感愿望，但是缺少一种理性分析的冷静筹划。恰如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所说的，有“意图伦理”而缺少“责任伦理”。我就是通过那次对《红高粱》和其他电影作品的分析，开始找到了一条透过分析语言符号形式问题进而分析思想内容是如何生成起来的路径，这就是修辞论美学的起始。
后来中国电影资料馆有朋友邀请我去看电影，办了一个观影证。这个证当时还很“俏”，因为有些进口的电影外面看不到。但有个条件，看了以后就得写影评。我在八九十年代看了很多内部电影，作为业余爱好也延续到现在。最近几年，因为工作关系，尤其是国家广电总局电视艺委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对我的热情邀请，看电视剧也多了起来。又因为在北京评协做工作，我也开始重新阅读北京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文学的兴趣又回来了。
王一川在为学生授课。
中国艺术报：在如今的全球竞争和世界格局中，中国的作用和地位有很大改变，中国文艺“走出去”需要具备怎样的文化自觉？
王一川：随着中国崛起，经济生产、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中国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尚有不足，所以奋起直追，提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同时，西方的力量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不可一世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更清醒的自觉、更强的自信和更高的自强，来重新定位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中国文艺和外国文艺之间的对话问题。要运用重新理解的中华传统，引导我们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创造新的中华文艺。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华文明要讲到5000年，源远流长，空间、族群更多样，扩大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杂多、丰富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一体性，多元一体的特征更加凸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对中华传统的自觉和自信，从而走向自强。要自觉面对这一古今中外交融的时代语境，来探索中国文艺，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未来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文艺“走出去”，一方面是西方变得不像过去那样拥有文化自信，而是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文化有一种过分敏感的警觉；另一方面，我们也正在不断反思文化传统，重新激活传统的活力。文艺作品要想在国外找到更多的观众，还需要继续探索。从自身来说，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思考和创造方面还需要努力，还应该找到一些共同的语言去创造新的中国形象，让外国观众心悦诚服。有些电视剧已经开始“走出去”，比如在云南拍摄的一部心理治愈、田园风格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我听说一些外国观众很有共鸣。舞剧《朱鹮》在国外也已经演了很多场，很受欢迎和好评。珍稀的鸟类朱鹮一度在世界绝迹，上世纪80年代意外在中国发现了7只，通过人们的精心培育，出现了物种复苏的迹象。主创团队就从生态环保这个角度入手，并参照了七仙女的故事，经过从古典到现代意识的对话、演变，创作出一部舞剧。中国文艺“走出去”，有些艺术门类要难一点，有些艺术门类要容易点，我们就应该先拣容易一些的，看准了就要力推，例如舞剧，以便逐步让更多的中国文艺“走出去”。
二、以“美美异和”补充“美美与共”
“它比‘美美与共’更能体现现实的骨感但又不放弃对美感共通性的追求。”
中国艺术报：“艺术公赏力”是您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艺术公赏力”的背景、后续的理论阐述，以及对未来的理论思考是怎样的？
王一川：我在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担任院长期间，看到有同事在认真研究和倡导新闻公信力，而哲学和伦理学常常推举公善力，那么艺术需要倡导什么呢？肯定跟新闻、哲学、伦理学不大一样。艺术尽管也需要公信力、公善力，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让观众来鉴赏，获得审美享受。所以对观众来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公共鉴赏层面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今天这个时代，媒体越来越发达，圈层越来越多，但是观众的分歧感、撕裂感越来越凸显，艺术家讲艺术家的，观众想观众的，大家对话并不容易，找到共同的趣味变得越来越难。我们要关注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圈层与圈层之间的差异、对立，进而从中找到一种共通感。冯友兰先生说，艺术讲究一种“心赏”，就是心灵的鉴赏。我想艺术要达到一种公共鉴赏，要有一种共通的价值。所以，我就试图寻找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以及不同的观众圈层之间的共通性、同一性，从而想到和提出“艺术公赏力”这个新概念。这也就是我在2016年完成的著作《艺术公赏力》想要探讨的问题。
社会要健康发展，既要尊重个体的差异，又要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寻找共通感。“艺术公赏力”的问题提出就是必然的。为了阐释这个问题，我又进一步找到了一个概念。北大艺术学院此前的办公地点在北大理科5号楼，那座楼的一层进门就安放有一尊费孝通先生的雕像，上面刻着他80岁生日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箴言。我感觉这十六个字是了不起的贡献。他讲述了今天大家的共通感受，也反映了一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晚年的思考走向了美学。但是联系今天的情况，尽管讲“美美与共”很有必要，但是实际上实行起来很难。我反复思考，在“美美与共”达成之前，是否可以关注和考虑“美美异和”，这就是既要尊重审美的差异性、异质性，又要追求共通感。如此就需要找到一个在当前适用的概念，它比“美美与共”更能体现现实的骨感但又不放弃对美感共通性的追求。于是我想到并提出了“美美异和”概念。这里的第一个“美”字是指个人的美、各自的美，第二个“美”字则是共通的美，“美”与“美”之间有差异，在差异中不忘追求和谐，在和谐中不忘本来的差异。因为在审美的问题上，人与人之间要完全一致，在古代时就难于做到，现在更做不到。这也是反映我这段时间思考状态的一个观点，希望能够同费孝通先生作一个不同代际的对话。
2016年12月，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一川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十届主席团委员，图为王一川在大会现场。
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公赏力”的案例。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专家就跟主创说，单讲舞蹈的美，河南歌舞剧院比不过北京、上海的院团，要在求美之外找到另外一条路。编导就来到河南省博物院，对着隋代出土的那些乐俑、舞俑凝神静观，结果“看”到了活蹦乱跳的唐代宫女，像邻家女孩那样到公园里表演，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排练、玩耍，最后跳起优雅的舞姿。这就通俗化地激活了古典文化艺术遗产，让其在当代观众中火起来，打穿了存在于当代观众中的不同圈层的壁垒，让大家看到中国隋唐时代的生活有多么美好的一面，找到一种共通趣味。这恰恰能够启发不同的圈层面对今天的现实、看到一种可能的美好的未来。之后有《只此青绿》等一些作品出现，会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从古典文化艺术遗产中找到有创意的点子，把它们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来。
中国艺术报：请问如何看待艺术学理论在学科群中的核心地位？如何看待2022年艺术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
王一川：艺术理论在整个艺术学科中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艺术有不同的门类，有各自的问题，特点都不一样，把这么多门类的艺术都放在一起成为艺术学，就显然应该有共通的艺术理论。艺术理论起到一种黏合剂的作用，把不同的艺术内容黏合、融通起来，是很重要的。2022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我赞同因为重视艺术实践和创作而建设艺术创作学位点，现在设立了艺术专业博士学位。但是把所有门类的艺术史论都合并到艺术学一级学科里，这就缩小了各个艺术门类自己的艺术史论研究的天地。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从目录上消失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惋惜和遗憾的。应当继续重视艺术学理论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强调艺术学理论在各艺术门类间的黏合剂作用。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教育、艺术管理、艺术传播、文化遗产、艺术与文化创意，这些艺术学理论学科中原有的学科专业，也应该在艺术学的一级学科里找到它合适的土壤。各个学府、各个学者还可以继续去探讨、寻找一种可能性，把已经建了10多年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果总结出来、吸收进来、传承下去，让它继续生长，这个传统一定不能丢了。
三、“心性现实主义”是在现代化探索中生成的中国式现实主义
“人在做人做事之前，首先要有内心修养。”
中国艺术报：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文化回顾和反思中，您如何定位和形成自己的视角？
王一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还在一个小县城当民办教师，或者还在生产队当下乡知青。改革开放这四十余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深地参与、受惠于其中。我特别珍惜这样一个时代，也愿意同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所以我反思改革开放时代会稍稍多一点，我愿意把精力投递到这上面去。改革开放时代也是中国的文艺史上特别重要的时代之一，文艺获得了丰富、繁荣和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
如果要我谈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文艺转向，我愿意分成4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这是启蒙文艺的时代，人们刚刚摆脱了苏俄模式的束缚，希望向以西方为主的外面的世界开放，但是吸收的内容是好是坏，不一定当下就能分得清楚。第二个时段是上世纪90年代。进入90年代，人们冷静下来思考，这样一种启蒙的文艺自身也有问题、需要反思，包括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都需要反思。第三个时段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那时人们意识到文化不仅重要，而且还是一种软实力，我们的文化发展要跟经济快速发展相平衡，否则国家就是“跛脚”的，要寻求文化的力量来同经济的力量相对话、相平衡。第四个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战略变化，弘扬文化传统的时代来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当代生活中起到引导作用。
中国艺术报：近年您提出从“心性论”“心性现实主义”的角度研究国内的一些影视作品，可否谈谈构建这个系统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及它与时代与影视观众的关系。
王一川：回想“五四”时期，包括鲁迅的小说杂文在内的很多文艺作品，对孔孟之道都是持批判态度，也就是说，跟它相关的中国古典的心性论传统受到了抑制，这是中国人学“德先生”“赛先生”，寻找现代社会真理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对于自身古典传统的批判性反思。但实际上这种暂时的抑制并不代表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完全绝迹，在中国现代民间生活中还是有仁义礼智信、仁爱友善的德行等的实行的。这些传统内容在改革开放时代慢慢地复苏了。尤其是进入2012年以来，国家层面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的文艺作品也越来越突出地明显地描写家庭伦理之爱，以及仁义、仁厚、容让、家国同构等古典伦理情怀。
我是看电视剧《人世间》想到了“心性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我从剧中周志刚、李素华夫妻，他们的三个孩子周秉义、周蓉、周秉昆和他们的家庭，经历的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中，看到了他们的心性智慧传统在当代的生命力。周家人生活苦不苦？苦。累不累？累。有没有过很悲痛的过去？有。但是周志刚临死的时候，说他的一生是快乐的，快乐来自哪里？来自中国心性传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运用中国式生存智慧来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于是充满乐观、感到满意。这种传统就是说一个人在做人做事之前，首先要有内心修养。人首先要扪心自问、反思自己的仁义礼智信做得怎么样，你做好了，周围的一切事情才能做得好。而如果这些方面做不好，很多事情你可能就都做不好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写的主人公黄文秀在读书的时候就显然受到北师大校训的影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什么叫“人师”？就是他的品行、人品可以成为别人的范例的人。黄文秀有这样一个自觉，所以她在家乡当村官的时候，就注意用一种仁厚友善的仁义之心去开拓进取、容纳他人、宽容别人，团结人们一道去创业，改变家乡的命运。在她的身上体现了心性论传统的当代传承。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跟外国去比什么？必须要依靠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如今有很多文艺作品都在把中国当代人的心性智慧潜能发掘出来。
越来越多发掘心性论传统的作品出现，但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心性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中华传统引导的现实主义，它是外来的现实主义来到中国100多年，经过顽强生长、转型创造出来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形态，这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融汇。外来的现实主义最早来到中国时是批判式、启蒙式的，后来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逐渐转向了建构式现实主义。最初是受苏俄影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有伤痕现实主义、新写实的现实主义，最近人们逐渐开始从家庭、家族关系，从地区、地缘生活的角度重新思考友善、仁义、仁爱、慈悲、心性等古典的心性论传统，以及它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我们的很多文艺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但同时又讲究仁义礼智信等中国古典的心性智慧传统。正因为现实主义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紧紧地结合起来，中国式现实主义就已经不同于原来的那些现实主义了，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心性论传统沃土而获得了新的生机。
“心性现实主义”来自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底层，来自民间社会。没有这样的日常生活、民间生活，就没有这样的文艺。社会经济发达、物质文明上来了，但是有的人感到自己不幸福，心性论传统的现代化就有了必要性。传统的基因在时代环境中迅猛地增长，波澜壮阔的社会潮流孕育了“心性现实主义”，吸引了文艺家创造出这样的作品。
此前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对党员的要求包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而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就在党员义务中增写“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新内容，在党章里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其体现在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里。党员带头践行，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朝着这个方向发生改变。我们的影视剧、小说对很多英模人物或主人公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去描绘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要求，是来自整个国家和社会共同的推动力量。
2012年至2022年，王一川连续11年担任《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总论篇”首席专家，图为近日王一川在《2022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会上发言。
中国艺术报：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应该怎样保持学术上的与时俱进？
王一川：要从多方面来看。有的学者包括批评家感兴趣的是古代的东西，比如专注在中国美术史、文人画里，有的学者研究西方的文艺复兴、达达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看起来跟今天没有什么关系的学问，但通过观照过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在。有的学者愿意始终面对当代的现实问题来进行思考。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兴趣领域，正是由于这种多样化才形成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这些年在中国评协、北京评协兼职做点事情，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工作需要，让我对当代的作品始终在关注、始终在思考。
我认为一个人学术的发展和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时代大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小环境也有形塑作用，后天学习、事业发展、交朋友、工作经历都会产生影响。《艺术公赏力》这本书的选题和写作，萌芽于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期间，写作在北大艺术学院工作的环境下，学院的每个老师同事都很努力，在不同的艺术门类里都有建树，这些对我是一种学术氛围上的感染、鞭策和激励。而写出这本书，也反映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和促进。三是岗位需求和学科环境。四是个人的才能结构和兴趣特点的影响。回顾我这些年的情况，恰好这四个方面都有。说到这里，我的心中难免生起感激和感恩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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