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钟摆之歌》一文中，论及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使用‘贫乏’的形容词，制造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指出“它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同义反复，松开了读者的想象力；而较精细的意象或明喻则会抓住那想象力或使那想象力局限于意象所取得的成就”。诗人王琪创作重心向空间和地域性倾斜的诗，反复尝试推开连通自我、故乡与自然之门，打通自我精神返乡，融入自然节律的路径。诗人似乎无意凭借隐喻的意外、语言的奇崛制造高频冲击，强力吸附或紧抓读者的想象力。王琪以“精神上的同义反复”“松开”读者想象力的创作实践，或许具有去除对思维弹性过度干预的意义，有助于读者克服形象锐化所导致的视野局限，抵消语言紧绷造成的想象窄化。

　　王琪的大多数诗歌写作，都把自己的心灵安放在其出生地、成长地——渭河平原东部，而其写作背景离不开那片土地上“正在消失与已经消失的事物”。“我年少守望过的那条河流/已成断流”，“也常常将一个叫敷南村的地方/描摹成底色昏黄的臆想”（《年届不惑》），“断流”的既可能是实体的河流，亦可理解为精神的河流，突显成长经历与现实境遇的阻隔、割裂；而出生地如同“昏黄的臆想”般黯淡模糊，无法清晰可见。“火车鸣笛，从敷南村以南经年不断地响着/仿佛，只有那长长的铁轨/才能将我的少年，运送至这中年的异乡”（《荒凉之境》），以家乡为必然起点的人生旅程，抵达异乡后却无法掉头而返，随“久远年份”同逝的生境，结出的仅仅是“毫无光芒可言”“稗草的种子”似的“怀乡病”。而怀乡的情结携带着思乡的泪滴，在“同义反复”间强化着精神返乡的执著，不畏路途曲折行程迂回。

　　王琪所展现的敷南村、罗敷镇、华阴乃至秦岭以北的广阔故地，既非诗人“积极复活”“纯粹记忆”得以再度进入的家乡，亦非同诗人昔日经验产生极大距离感的当下现实，同样可以视为一种在诗歌语言中创建的“第三空间”。

　　《每棵草木都刻着亲人的名字》一诗中，“逝去的亲人栖息在那里/山麓、坡地、河畔，或云朵之上/有时还在我身边”，“凉了的风声把他们送回罗敷镇敷南村”，亲人的亡灵任意游走在天地之间，又不时在家乡相聚，诗人召唤每棵草木铭记他们，借草木的生生不息承载怀念并保持与亲人的联络，也推开了罗敷镇敷南村通往广阔自然的门扉。《小谣曲：给敷南村》则对“敷南村”进行一种诗意的放大，“没有哪一片天地，比此处更深广”，“云朵随风奔走/它停在哪一处耸立的山头/哪里，就是你我共守的旧时光”，将“我”与敷南村“共守的旧时光”延展至游云所到之处，峰峦耸立的高度，延展向天空包容的无限，诗人的出生地似与整个自然不分彼此。

　　“深秋难以救赎的词/隐藏在我一知半解的雄山阔水之间”，这“可以夜闻涛声/也能随时仰望雄山”的“雄山阔水”，是自然怀抱中鬼斧开凿的存在，亦是诗人胸怀间一词一句开掘的存在（《河岳间》）。“异乡人”所“寄居”的城市，在“河岳间”则往往是缺席的，被隐去的存在，其同罗敷镇敷南村相比照、对立的意义，被消解殆尽，成为偶然浮现的符号，或是失去形色恒常不变无可显露的背景组成。在诗人眼中，对于其诗意的“第三空间”而言，城市是“别人的”，连作为寄居其间的异乡人“夜不能寐”“泪沾衣襟”的乡思的见证者，似乎都是多余的。

　　除却其血缘之根罗敷镇敷南村，王琪将其唯一的“精神的原乡”明确为“山麓之雄壮，平原之奇伟，河水之汹涌”，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之子身份的确认。其诗中的“我”，时常以孤独之身行走于自然空境，体验陶渊明“怀良辰以孤往”的境界与情致（《归去来兮辞》），融入自然节律。 《山岭所遇》中，“草甸渺无人踪”，“独步山岭”，松柏、白桦左右相伴，“只身一人”“等待峭岩上孤悬的翅膀”，“落向头顶的松针”“落向溪畔的磐石”，自我亦可是树，是鸟，是石，自由呼吸，动静张弛，在自然秩序中适得其所。一首题为《人群里》的诗作，全无人头攒动与众声喧哗，而是身陷人群厚重的隔绝感，“那苍茫中穿行山野的人/又要隔着多少漫漫长夜，才能和我/许久对视”，置身自然怀抱中的“山野”之行，才是内心向往的生命旅程。

　　对诗人而言，同其血脉之根相连的自然，或者说孕育其故乡河山的自然，是可靠且更为辽阔的灵魂归属地。“只要洗净我心的波涛还在/白杨林上空的鸽哨依旧缭绕/这个即将降临的夜晚/我就会安于睡眠”（《在三河口，看落日》），自然中蕴藏着使心灵恢复宁静的归属感、抚慰力与疗愈力。“我承认，一路揣着的药片尽可丢弃掉/身体的暗伤，潇潇河风亦可医治”（《小村公路：日暮飘过》），“我愿用炊烟般/温软的句子，与鸟雀叽叽对话”（《临水而居》 ，接受“河风”的“医治”，与自然生灵亲切交谈，探寻自然言说的可能，聆听自然中潜在的“言辞”之光。“一枚叶子，在角落颤抖/它似要举着闪闪发亮的言辞/从田野、河滩、山麓/抵达我中年深处”（《再回去》），感受自然对自我的塑造，对生命进程的推动和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