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最后58天》剧照

　　选择，是一个难题，有选项的选择更难，对人生，如此；对信念，如此；对电影，亦是如此。

　　在电影创作高速发展的今天，主旋律片、艺术片和商业片形成了三种类型成熟的电影美学观。主旋律电影一般采取宏大叙事，展示国家形象，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怀。艺术电影集文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表达作者既有感知并将群体体验进行沉淀与展现。商业电影集合多种商业元素，集流量明星、知名编导于一体，汇超大投资、炫目特效于一片，以票房收益为重要目标。

　　很显然，电影《最后58天》在题材选择上，电影的策划方、出品方、主创方坚定地选择了主旋律题材。

　　该片改编自重庆作家李乔亚的长篇小说《最后的58天》，再现了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进行大屠杀这58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讲述了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内的郭江、高天、倪虹等共产党人，面对酷刑与利诱、营救与失败、抗争与牺牲，依然不忘初心、团结带领狱中广大难友与敌人进行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事迹，还原了“11·27”大屠杀惨案，深情讴歌了革命志士坚定的理想信仰。

　　主旋律电影常如命题作文，容易产生题材共性化、人物塑造面具化、语言单调化等问题，而且所强调的社会情感、集体记忆往往要高于个人情感与个体记忆，因而难以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

　　《最后58天》在筹拍之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同样讲述这段历史的著名小说《红岩》已重印超百次、印数超过千万册，已经把这段特殊记忆以红色经典的方式，深深植入了一代又一代民众的记忆里，嵌入了不可更改的意识基因中。

　　让人惊喜的是，《最后58天》在创作上做到了突破。全片以时间为中轴，以情节为环纬，以男女牢为两极，这种围绕主轴而采用的非线性结构的平行叙事，呈现出明快的节奏。不但用点、线、面、网构建了丰满立体的叙事脉络，还把地下党、狱中人、民主人士、国共两党的斗争表现得扣人心弦。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狱友们不禁热泪相拥，这是近在咫尺的光明与身陷囹圄的黑暗之间的对比；王茹芳入党宣誓时，就将“坚守党的秘密”深深烙在骨骼血脉里，平凡之躯铸造的铮铮铁骨扛住了肉体遭受的百般折磨和严刑拷打，直至在最后的就义时刻，才坚定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我就是共产党员”，这是保守组织机密的隐藏与就义前公开的自豪之间的对比；进步青年林晨与共产党员高天的诀别，从单纯地追求思想进步到在狱中亲身感知共产党人对信仰的不离不弃，在革命志士的遗体被一层层堆积起来之时，他与豆芽儿被成功营救，这是为信仰而死与因信仰而生之间的对比。

　　通过剧中的这几组对比关系，观众对“革命志士”原有的固化标签般的单一人物符号进行了认知重构，在付出了感知成本后，不仅获得感知收益，还升华了所期望得到的感知价值。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主创团队尽可能地去还原具体时代背景下人物行为的合理性和复杂性，弥合建立了人伦情感升华的行为逻辑。剧中对正反面角色、主次要人物、关联人物的清晰表达，使该片没有局限于“红岩”题材中江姐、许云峰、成岗、甫志高、小萝卜头等传统人物的个体范畴，成功塑造了“红岩”文化宏大鲜活的人物群像谱。

　　有骨有脉有情节，有血有肉有情感，正如该片第一出品方、总制片人吕真的感慨：“选择主旋律题材进行电影创作确实很艰难，但观众的感动让我相信我们的选择是有价值的。”该片导演常晓阳也很满意自己的作品，认为“影片做到了既接地气又冒热气。”

　　《最后58天》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对“红岩”文化的挖掘、重塑、创造中，很好地发现并选择了主旋律电影宏大命题与观众细腻情感的交集点，让“红岩”精神再次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辉和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