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云南省保山市。我是白族，和作品的原型黄文秀一样，是一名“大山的女儿”。我11岁离开家乡到昆明、上海求学。看到外面大城市的进步和繁华，每次假期回家都深深感到家乡的贫穷落后。边疆地区山多坝少，这些客观因素多年以来都制约着当地人脱贫致富的想象力。

　　早些年，我认为走出去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国家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后，我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无数像黄文秀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付出。他们一村一户进行帮扶、指导、服务、跟踪，一体化精准扶贫，不仅仅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提升了家乡人民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觉醒，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老百姓由衷地感谢这些好党员、好干部。

　　同为大山的女儿，我还有一个疑问，黄文秀当年为什么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机会，毅然选择回去建设家乡？

　　带着疑问，在剧组的组织下，我提前到了百坭村——黄文秀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走访了和黄文秀一起工作过的村干部和“第一书记”们，走访了她帮扶过的贫困户们，去看望了她照顾过的留守老人，也去田阳看望了黄爸爸、黄妈妈和姐姐。当我听了当地群众对黄文秀的评价，看了大量她留下的文字、音频、视频以后，越来越敬佩她，也慢慢开始理解她的精神境界，找到了她达到这种境界的坚实基础，那就是：家庭教育、人生境遇、环境熏染和党的培养，她有深切的想要改变家乡贫苦面貌的愿望。这一切就是她所有人生选择的根源。

　　作为演员，我该如何演绎好这个角色呢？

　　首先是过语言这一关。虽然云南和广西离得很近，但语言上是相差很大的，我请乐业县当地的村民念我的台词，录音学习，却发现两个挨着的村子讲话的语调也是不一样的。时间紧任务重，我如何完成零基础广西话速成学习，是个大难题。因为黄文秀在山西和北京上过几年学，她生前视频采访时也是讲的普通话，但是语调带着乡音，所以最后我和导演讨论决定在剧中黄文秀就讲广西普通话。那段时间，我要求自己时时刻刻都讲广西普通话，也许讲得不是很正宗，但力求讲得顺、讲得自然。

　　然后是外形的塑造。其实不管是身形、脸型、五官，我和黄文秀都不是那么像。根据服装化妆老师们准备的造型，我尽量去贴近人物。因为参观过黄文秀曾经住过的宿舍，也看过黄文秀压在箱底、没有摘掉吊牌的鱼尾裙，我想她和所有女孩子一样是爱漂亮的，所以我跟导演商量，在下乡任职之前，都穿裙装。但下乡投入工作之后，就再也不穿裙子了。我也从纪录片中仔细观察了黄文秀平时的仪态，站姿是什么样，坐姿是什么样，然后有意识地去模仿。

　　但更重要的是力争神韵上像黄文秀。黄文秀的事迹是真实的，不需要虚构表演，甚至于我觉得不需要“演”，所有的技巧面对这个角色都是无用的。其实我只需要最大程度地理解她，感受她，在感受的同时，把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自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一定就会共情。所以对我来说，最难的不是怎么演好她，而是如何努力让自己能成为她。

　　在拍摄的3个月里，我学习过养猪、养鸭、养蜂，学习过种枇杷、种砂糖橘、种烟叶，学习过修椅子、刨地。进入角色以后，我相信自己就是黄文秀。我会因为觉得对家人的照顾不够感到内疚。想帮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却被误解，也会委屈掉泪。可第二天，穿上“第一书记”的红马甲，带上笑容，我也可以信心满满继续前行。追随黄文秀的脚步，我也从“新手”到“熟路”走了一回。

　　在细节的处理上，我也在思考。导演跟我说黄文秀对贫困群众的关心和爱就像她对党的信仰一样，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所以我想这份爱的表达就应该是下意识的，是本能地感同身受。比如看到村民在干活，不用说“我来帮你吧”，而是默默地直接就出手帮忙了。我想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细节，就是如其所是地还原她的方式。

　　在情绪表达的处理上，我一直跟自己讲，千万不要陷入一种对奉献的自我感动中。整部剧没有去煽情，甚至我觉得编剧在剧情节奏的铺排上，故意制造了一些间离感，让观众更客观地来看故事。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也知道故事的结局，所以情绪上越是克制，反而越让人感动。

　　我希望自己以这部剧致敬黄文秀，致敬奋战在全国扶贫一线的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也希望激励更多年轻人思考青春的价值，奋发有为，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

　　作为“大山的女儿”，黄文秀曾说：“总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同样作为“大山的女儿”，把黄文秀的英雄事迹，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人间奇迹通过电视艺术的形式表达和传播，是我终生难忘的艺术旅程和心灵旅程。

（作者系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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