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回归》剧照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今年有望达到14.76万亿元，超越东京湾区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湾区。自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启动建设以来，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3年多以来，大湾区建设日新月异，不断加快“硬联通”和“软联通”，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新路径，重大合作平台、利好政策层出不穷，也不断丰富着“一国两制”实践内涵。

　　回归25年以来，通过对粤港澳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的重新梳理，港澳地区如今正深度参与和有机融入到国家的总体发展格局。而保持粤港澳区域的长期政治稳定，提升粤港澳区域的综合竞争力，进而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强劲动能，势必还需要对粤港澳区域的版权等文化架构这些“软联通”进行进一步的重新规制。这一时代性的大变革，对于重新梳理我国的大众文化结构，重新调整我国的文化产业格局等，显然都有着长期、深远、复杂的影响。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形成以制作商业类型电影为特征的“新浪潮”以来，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电影的发展不但折射出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变迁，对内地和华语地区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数字化革命浪潮席卷了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好莱坞的数字特效及其制造的种种视觉奇观经过《侏罗纪公园》《玩具总动员》《泰坦尼克号》等的累积和跃迁，在20世纪80年代的《星球大战》之后再度收割全球电影票房，美国电影年度票房冠军的全球票房总额也拉升到了10亿美元的门槛。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香港电影，失去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近20年间在内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所开拓的票房疆域。迄今为止，6000万港币一直都是香港本地电影票房的“天花板”，香港电影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应对数字化革命后好莱坞数字特效视觉奇观大片的有效策略。

　　可见，重新调整其在中国电影版图中的坐标和定位，回归祖国怀抱，集体性地“北上”是香港电影事实上的唯一选择。只不过在回归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并不顺畅。由于内地在2002年开始实行彻底的院线制改革，电影市场的规模、体量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在票房平地惊雷式的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电影版图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生着跨时代的阶跃，内地的电影观众也由传统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和更为辽阔的众多县级市扩散，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香港电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积累的行业经验。因而，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曾经屡试不爽的各式香港商业电影类型，在回归后的最初10年反而在内地电影市场不断碰壁。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远不如想象中的一马平川。

　　直到2005年之后的《神话》《宝贝计划》等影片的出现，香港电影才开始稳住阵脚，并逐渐找到适应内地电影市场的共振节奏。经过随后《霍元甲》《投名状》《十月围城》等影片的不断探索，2013年，真刀真枪地处理内地公安题材的《毒战》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真正有机地融入到中国电影的内部结构。一直号称要“北上”的香港电影，还是通过其最为擅长的港式警匪片类型找到了突破口。从目前看，在完成了持续10年左右的阶段性调整之后，依托内地的巨大市场空间，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喜剧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几种成熟的香港商业电影类型，开始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近几年来的《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红海行动》等新变周期的主旋律影片，在吸收了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电影类型元素之后，反而可以更好地讲述当代中国故事。不知不觉间，在中国电影票房的前300名当中，由香港电影人主导的影片，已占据了高达20%以上的份额。

　　对于香港电影而言，当前最为首要的是应将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置到整合香港回归前后的文化记忆、文化身份认同的中心线索位置，充分调动香港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将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纳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格局中，纳入到现代中国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电影领域为表征，内地与香港也应建立起更为紧密的文化合作关系，让更多的香港普通民众，都能分享到内地文化领域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时代红利，进而与内地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更多共同的文化经验。在此基础之上，不仅是新的香港电影，更包括成熟、理性、进取的文化意识，也会在此基础上得到培育和生发。

　　我们也应看到，在现行的版权体系下，从电影、连续剧、综艺到游戏、动漫等不同媒介形态的在内地已经产生积极文化效应和社会反响的很多优秀文化内容产品，尚无法在港澳台地区通过正规渠道同步落地。因此，探索“一国两制”下文化治理的新模式，更好地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软联通”，首先要找到香港、澳门与内地的版权融合发展路径，进一步开拓新渠道，包括但不限于报刊、电影、连续剧、综艺、游戏、动漫、音乐等，利用内地融媒发展的纵深优势，全方位传播、构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共同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认同。具体而言，可通过相关版权政策的扶持，鼓励平台型文化企业尤其是数字文化企业，主动向港澳地区输出、传播精品文化内容，通过一些企业先行先试的渠道和内容探索，在进一步积累相关经验的同时，也积极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力量。

　　总之，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对于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而言，重新接续香港“新浪潮”电影所依托的历史文化源头，以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进一步释放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进而建构出面向未来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已经是首当其冲的当代使命。以版权的融合发展为抓手，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香港大众文化势必会将在更高维度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