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题材系列电影海报

　　近年来，一批国产“新主旋律电影”在继承和发展经典主旋律电影主题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以小人物的日常故事涉入对现实与历史的再现与表征中。这批“新主旋律电影”对宏大历史的经典表述与经典主旋律电影相比，传播策略更加多样化，其中的意识形态构建也更为遵循现代叙事方式与情感逻辑，市场和观众更为青睐。

　　继承与发展：“新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的构建

　　“新主旋律电影”在基本内容和意识形态上继承并发展了经典主旋律影片的特点。在内容上，新旧主旋律电影的故事内容都以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和重大事件呈现为主，主题则围绕着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值得学习和歌颂的伟大精神展开，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业绩、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宏大的中国共产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经典主旋律电影《上甘岭》与分别上映于2020年、2021年的“新主旋律电影”《金刚川》《长津湖》为例，这三部电影都讲述了抗美援朝战役中的故事，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上甘岭》取材于抗美援朝战役中美军与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反复争夺阵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上甘岭战役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攻守局势，也赢得了国际性声誉，上甘岭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志愿军团结一心、不计牺牲、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精神图腾。作为主旋律电影的典型，《上甘岭》影响了之后一系列主旋律影视剧创作。《长津湖》中的伍百里、伍千里与伍万里兄弟和双亲一起生活在浙江湖州的渔船上，片头处伍千里抱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坛涉水回到家乡，两岸稻田碧绿，船尾一排涟漪，艄公号在大雾弥漫的水面上惊起两排水鸟，这个平淡温馨的开头，是经典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中“一条大河波浪宽”景象的具象化呈现，这样的画面完成了从普遍性的爱国情怀到个人牺牲的转换，富有浪漫壮美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意。

　　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于“十七年”电影时期的经典主旋律电影同样是“新主旋律电影”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借鉴对象。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让个体观众在观看影片后与电影传达的意识形态合谋，遵照其国家或集体认同活动。“新主旋律电影”《金刚川》与《长津湖》取材于与上甘岭战役齐名的两场战役，前者讲述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役金城战役中，志愿军战士拼死渡过金刚川桥，突破敌人重重围困将被炸毁的桥一次次重建；后者讲述长津湖战役中三个志愿军“冰雕连”成建制在歼灭美军加强团直至牺牲，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的动人故事。这样的叙事内容，决定了几部影片在客观上忠于历史史实，让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代，代代相传。

　　同时，《金刚川》《长津湖》与《上甘岭》相比又呈现出新的特点。《长津湖》将《上甘岭》中个人为国家或集体牺牲的崇高主旨转化为革命集体内同志间的相互帮扶与鼓励，其中的英雄形象也更加亲近和蔼。相比《上甘岭》式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加以严肃表现的经典模式，《长津湖》将七连中的多个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相结合，从普通人的视角来表达一代战士在战斗中的成长，重新定义了主人公和革命记忆的情感勾连。影片中的新兵伍万里因为“想让哥哥看得起”参军，却在目睹了战友的牺牲后重新认识自我、战斗与国家的意义，决定为了国家和民族不畏艰难困苦，奉献自己的一切。这种个体与国家、个体对革命认同的关系由浅入深，在表现英雄人物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之前，也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从而在一种更加亲近观众的叙事视角中，呈现了当下主流意识中一种充满个体化和包容性的革命情怀。在这样的叙事中，剧中人物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历史”赋予观众一种认同感和自豪感，让他们在幸福、感恩或珍惜中深刻理解认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时代内涵。

　　市场性与当下性：“新主旋律电影”的传播策略

　　伴随着意识形态、主题和内容的继承和发展，“新主旋律电影”的传播模式也渐趋成熟，最大化地进行了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学习阐释党史、宣传红色文化上显现出良好的成效，获得观众的广泛认同。

　　首先，“新主旋律电影”重新定位了主旋律影片和红色影片，借助市场化传播成为新时代电影工业的引领者。在世界局势发生剧变的当下，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电影创作者的思想，现代新思潮对传统的宏大革命话语构成强大的挑战，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式也伴随电影产业化与市场转型的进程发生变化，号召为国家牺牲个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逐渐在文化市场上被更加商业化的视听奇观所取代。因此，伴随电影工业体系与电影市场化的转变，主旋律电影需要有所取舍，并重新定位。具体而言，“新主旋律电影”应该发挥精神价值的引领作用和专业能力，成为当代电影市场中重大历史事件的阐释者。以新世纪拍摄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为例，这三部电影抓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建党、建军三次重大历史事件，却在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中开拓了讲述普通人故事的空间，也将领导人与革命英雄还原为会犯错误、有个人爱好的“平凡人”，并邀请众多知名演员出演，在精神传承与商业票房间达到了新的平衡。通过这3部电影，“新主旋律电影”重新成为红色文化传播的引领者，实现在市场化时代的重新定位。

　　其次，层层具化，找准切口，让经典故事融入观众思想与现代生活。百年党史与革命建设历史恢宏壮阔，这些繁杂的历史事件距今年代较远、细节模糊，如何让历史中的先锋人物和重要事件借助银幕走进观众生活，是“新主旋律电影”传播必须要解决的命题。以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为例，这部影片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四个精心营构的段落，在单元式结构中再次用电影的方式讲述时代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故事。导演将切入视角定位在“我”与“父辈”的关系上，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与被叙述者与表现对象的“父辈”之间的事故发生在家庭单位内，“我”与“父辈”的情感连接比之前的影片更为亲密，因此影片象征功能的基础也更加坚实。影片中的“父辈”既是4位父辈角色的能指，也是一种同时包含着敬意与爱意的尊称，在“家国同构”的隐喻结构中让爱国主义的精神体验更加具体实在。比起经典主旋律电影连贯长片的叙事方向，这些以平凡生活与真挚感情打动观众的“新主旋律电影”作品可以更好地达到以点带面、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