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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由温方伊改编、李伯男导演的同名话剧，作为第五届老舍戏剧节的开幕大戏，前段时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王蒙先生和众多文艺界人士观看了首场演出，此剧被誉为今年话剧演出的年度盛事。</p>
<p> 王蒙先生抛开传统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给人们展示了亲情之间相互伤害的可怜、可怕。“五四”时期的时代青年，对于旧式家庭持有普遍的批判态度，无论是鲁迅、郭沫若，还是巴金、曹禺，他们都用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文学书写，努力摆脱压抑、封闭、阴郁的家的梦魇。“五四”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于落后的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在此意义上，王蒙先生的小说和此剧的演出，都显示着“五四”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此剧从文化反思、历史反思的角度，展开了抗战时期特殊历史境遇中家庭生活的无奈、人的处境的悲哀、人性牴牾撕裂的痛楚，塑造了倪吾诚、姜静宜、姜静珍、姜赵式、倪藻、倪萍等一系列成功艺术形象，给今天的观众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p>
<p> 《活动变人形》演出之后，87岁的王蒙先生上台跟大家见面，他说“非常对不起，非常抱歉，花了那么多时间把大家请来看了一场‘噩梦’”。这当然是先生的睿智的幽默。但是他也道出了此剧的实质：扭曲的家庭镜像，无法改变的亲情阻抗。</p>
<p> 剧中人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不能像旧式家庭那样隐忍顺从，也不能像新式家庭那样讲究爱情，他们的思想、情感、行动等等，都是现代化“未完成”，是凤凰涅槃前的痛苦处境。他们的人生状况，亦新亦旧，非中非西，不上不下，特别尴尬。倪吾诚曾经有过“出走”的行动——在德国留学两年。他的大男子主义、不顾家庭、志大才疏、好高骛远，不能脚踏实地，这些特点都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性，而姜静宜裹了又放的小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态，在家里歇斯底里的吵闹，都是新旧杂糅的不协调。而当他们情绪爆发时，不自觉地运用家乡孟官屯最刻薄犀利的语言，甚至采取极端行为，就愈发显现出他们要背离的传统，又恰恰是他们心灵深处的窠臼。他们的尴尬和痛苦，就像是一个要呕吐的人，吐到一半又必须把呕吐物咽下去那样难堪难受。</p>
<p> 倪吾诚出生在旧式家庭，祖辈的革命没有给他的祖母、母亲带来思想的触动，倒是带来了家庭的悲剧和感情的创痛，并且形成了家族性的心理焦虑，这种焦虑集中表现为对男人出走、男丁缺失的恐惧，为了拴住男人，她们甚至不惜用大烟和媳妇做成“千斤坠”，把他们牢牢地控制在家庭的四堵墙之内。倪吾诚与姜静宜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从德国归来的倪吾诚，学到的仅仅是一些时髦的噱头和风俗的皮毛，他想要改造妻子姜静宜，让她挺胸抬头走路，要追求时髦，而妻子却认为这都不是正道，他们的第一次沟通宣告失败。妻子诞下一双儿女，这是他们琴瑟相合的机会，可是两个人的争吵依然如故。岳母姜赵氏、妻姐姜静珍的到来，又让这个家庭受到冲击，波涛再起，倪吾诚对岳母随地吐痰的抗议，最后以下跪道歉收局。</p>
<p> 聚族而居、三代同堂的家庭局面，最后导致的是倪吾诚成为三个女人的对头，岳母有着旧式地主婆的威风和霸气，年轻守寡的妻姐最见不得别人夫妻恩爱，于是她们出谋划策、挑拨是非，姜静宜在娘家人面前哪能挫了锐气？于是屋檐下的战争烽烟四起，导致倪吾诚杂念丛生，厌恶家庭。姜静宜用分居冷战的方式得到了丈夫领取薪水的名章，她想要掌控家庭经济大权，最后却是丈夫更改了名章，让前去取钱的姜静宜深感受骗上当，并且尊严沦丧。当家庭文斗变成武斗时，倪吾诚一病不起，妻子害怕失去养家的男人，只能精心呵护，小心伺候，他们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可是这对夫妻与岳母、妻姐的关系又趋紧张，这种连环套式的家庭矛盾和争斗特别病态和扭曲，每个成员之间都充满了怨气、怒气，夹带语言暴力带来的阴气、戾气。这些气性发泄到孩子身上，就变成了对于小女孩倪萍的冷酷打压、谩骂刺激。以至于让她一方面不自觉地沿袭了母亲身上的种种积习和俗气，另一方面又饱含着满心的痛苦和委屈，以至于大年夜啼哭不止、歇斯底里。</p>
<p> 当岳母和妻姐离开这个家庭时，这对怨偶本来又赢得了一次改善关系的契机，可是在吃蛋糕还是喝菜粥的问题上，再次暴露了他们互相抵抗、绝不包容、南辕北辙的生活情趣，这也造成了倪吾诚坚决离婚的心理动力。可是这样一个人，他几乎是曹禺笔下的江泰和鲁迅笔下的魏连殳的集合体，他注定发不了财，成不了事，也离不了婚。倪吾诚的讲师教职因病被辞后，妻子帮他找关系谋职位，当得知丈夫要与她离婚时，在酬谢众人的聚餐桌上，姜静宜不顾一切、声泪俱下地在众人面前声讨丈夫的无耻，把他说成是一个卑鄙赖皮的小人、背信弃义的流氓、不负责任的骗子。这等于撕破了倪吾诚的脸皮，让他在一众亲友面前，颜面尽失，生无可恋，几无立锥之地。他想上吊自杀，结果却绷断了绳子。他们就是这样彼此倾轧、相互缠斗，剪不断，理还乱，是愁烦。</p>
<p>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剧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表现人性、人的情感、人的行动、人的处境、人的悲剧。在夫妻关系、家庭伦理、社会制约、文化逻辑中，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特征。此间的每个人都很难说是好人或者坏人，他们就是芸芸众生中的“这一个”，是典型的旧中国的社会人，带有陌生化特征。此剧所表现的家庭矛盾、情感扭曲令人凛然心惊、汗颜自省，因为亲情的伤害才具有最深重、最无奈、最残酷的属性。此剧还是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旨在让人们告别那一段晦暗的时期中晦暗的人生，这是这台戏剧主创的人文情怀，但是笔者希望这个光明的尾巴不要加得生硬，而应当自然而然地从情节发展的逻辑中显现出来。笔者在想，在这样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倪藻、倪萍，他们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会不会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承袭了父母的人生姿态和心理痼疾呢？他们的人生还会不会像父母那样走进噩梦？“活动变人形”是一个有深刻寓意的意象，人生变化不居，人性本无恒定。</p>
<p> 此剧保留了原小说中倪藻的回忆、追溯视角，使之兼具剧中人和叙事者的双重身份，全剧采用叙述、议论、角色扮演、情景还原相结合的方式结构成篇。这样做的好处是充分保留了小说的叙事特点，娓娓道来，戏剧时空自由转换。在舞台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活动变人形”造成的荒诞感，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可以人为转动的巨大的圆环，而圆环内部切割成若干生活场景，看似一体，又各自分离，它们轮转往替，随时变换。这对于表现此剧当中庸常化、碎片化、支离破碎、一地鸡毛却针针见血的生活提供了有效的时空支撑，使得活动在其中的人们的灵魂与肉体、欲望与绝望、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他者，在尖锐的冲突中像炸裂后的爆竹碎屑一样散落一地，然而曾经的那个时期，那些人们，就是这样令人悲叹地走完了他们的生命轨迹。但愿“家的梦魇”只留在记忆中，只留在过去。</p>
<p><strong>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strong></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