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十分荣幸地被调进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终于见到了我十分崇敬的于蓝老师。然而当时对她的了解，仅仅是她塑造的光辉银幕形象。幸运的是当我踏入儿影厂文学部担任文学编辑时，宋曰勋主任就热情地向我讲述儿影厂成立后，首任厂长于蓝的艰辛创业：她在没有设备，没有资金，缺乏人手，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团结各界人士，争取援助，终于建成了颇具现代感的办公大楼。数日后，我便主动拜见于蓝厂长，她亲切地和我交谈。我简要地介绍了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小喇叭》编辑组的工作情况，她欣喜地鼓励我说，“你的经历有助于儿童影片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希望我继续深入了解少年儿童的思想、兴趣、爱好各方面的情况；还建议我多观赏优秀的国内外儿童影片，提高鉴赏能力；还要随时了解、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选择适合拍摄的题材和内容，进行组稿活动。
在于蓝厂长关爱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我选择了罗辰生的中篇小说《发生在我们班级的故事》，并与作者反复交流、协商后，改编为文学剧本，后拍摄出影片《十四、五岁》。此片虽然得了两项奖，但在学生中的反响并不热烈，同学们认为没有真实生动地表现他们当今的学习和生活。这使我陷入沉思：我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与当代中学生的思想感情自然会有较大的差距，怎么能拍摄出他们喜爱的影片呢？我向于蓝厂长汇报了同学们的意见后，我表示希望能够每周抽两天时间深入一所学校了解和熟悉当代学生的状况。于蓝非常赞同我的行动。随后，我深入一所中学从初一到初三，坚持跟班了三年，与同学们朝夕相处、交友谈心，深入了解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言行特点。
在冬日里晴朗的一天，我专程去于蓝老师的办公室，聆听她刚从印度载盛誉归来的喜讯，于蓝老师精神矍铄地畅谈起来，“这次在印度国际儿童电影节评奖时，中国的美术片《夹子救鹿》率先荣获‘金章奖’，心里很高兴。没想到发奖那天，我们厂的《鸽子迷的奇遇》居然连获两个奖，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的评委奖和儿童评委奖，我代表咱们国家连续三次登台领奖，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这次评奖活动共设十项奖，中国就独得三项，是获奖最多的国家。当评委主席和我拥抱时，我的心热热的，眼潮潮的，我为我的同行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到骄傲。”我说：“近十年来，我国的儿童片在国际上获奖的次数，并不比成人影片少。”“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儿童影片的艺术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欢迎。”于蓝微笑地说：“1981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我担任厂长，深感任重道远。国家财力有限，人力物力都缺乏。幸好我们得天独厚紧靠着北京电影制片厂，得到他们大力的帮助，才临时搭起了一溜儿木板棚，有了简陋的生产基地。当时为了拍戏得四处求人，只能请到暂时没有上戏的导演和其他创作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拍出了一批影片，受到小观众的欢迎，有的还在国内外获了奖。”我说道：“《四个小伙伴》先后在国际上获得四次奖，还有《应声阿哥》等片获得文化部的奖励。于蓝老师，我觉得咱们设立‘童牛奖’的目的实现了。”于蓝说：“1985年起，我们设立‘童牛奖’是顺应了儿童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第一届评奖时，评委感到影片平平，难以入选。但仅隔两年再评奖，就感到优秀影片不少，难以割爱，出现了令人可喜的现象。通过评奖，还把一些原先知名度不高，但却拍出较高水平儿童片导演的社会影响力扩大了，使他们更加热爱这一事业，这对团结和扩大儿童电影的创作队伍起了积极作用。”我汇报道：“我来厂虽然时间不长，但通过组稿确实体会到剧本是一剧之本。”于蓝说：“选准一个好剧本，是拍好影片的基础。为了写好、改好一个剧本，我们也是不惜成本。比如对待长影的编剧王兴东、王浙滨夫妇，他们已经创作了十几部影视剧本，大多搬上银幕，不少影片受到人们的好评并获奖。我们就真诚地聘请他们来厂为我们写剧本，并提供在基层体验生活的条件，帮他们出主意、选题材。待剧本初稿出来后，反复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专家、导演、编辑等人员阅读讨论，感动得作者不厌其烦地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拿出了颇具新意的剧本《我只流三次泪》。影片拍成后获得很好的反响，被誉为儿童影片成熟的标志。这种与作者交友、交心、交流艺术的做法，使他们产生了信赖感，更热心为我们撰写剧本。”
当时，经友人推荐，我阅读了著名青年作家程玮的中篇小说《走向十八岁》，该书描写了一群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友谊，充满青春气息和校园特色，是蛮好的儿童影片题材。然而，新时期以来已经拍摄了不少优秀的青春片，如何将这类题材的思想内涵开掘得更深刻，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银幕形象，是摆在面前的课题。首先是去学校向同学们讲述这部小说的情节和思想内涵，听取他们的意见。同学们愿意我们拍摄这样内容的影片，还提出一些建议。同时，我还向于蓝等老前辈请教，请他们阅读小说后一起交流。我们将影片的主旨归纳为“立志”两个字，即探索人生的价值，让孩子们懂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竞争和道德、友谊的关系，从而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这正是社会关注的命题。随后，我多次赶赴南京与作家交流、商讨小说的改编，最终将片名定为《豆蔻年华》。正是由于于蓝老师的坚定支持，才使我能够4年六下南京，终于编好了这部文学剧本，并在儿影和南京电影制片厂的通力合作下，顺利摄成了影片，该片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留下重要一笔。在随后的岁月里，我陆续组稿编辑了《特混舰队在行动》《哦，香雪》《火焰山来的鼓手》等剧本，影片深受国内外少年儿童的喜爱，频频获奖。我没有辜负于蓝老师的殷切教导，为中国的儿童电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作者系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一级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