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戏是从编剧心中流淌出来的
栏目:心语
作者:李宝群  来源:中国艺术报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戏剧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多元并存,众水分流,演出数量很大,然而质量参差不齐,震撼人心的戏少,缺少大作、力作,缺少像《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那种扛鼎之作。此为戏剧正在困境中亟待突破的表现之一。困境的另一个表现是缺少优秀剧本。优秀剧本匮乏是制约当下戏剧发展的瓶颈。只有戏剧文学率先取得突破,才有可能带动戏剧的突破。我从话剧编剧角度谈谈这些年在创作中的感受。

  建构艺术人格,建立强大艺术心灵

  创作多元,但无论哪一路,创作者都要有人文关怀、悲悯情怀,有批判反思精神、怀疑意识,有拷问人性、追问真相的勇气。戏剧人要关怀苍生大地、关心最普通的生命个体,特别要诚意写作。通过作品要能够听到作者的心跳声、血的流涌声、灵魂呼号的呐喊声。

  缺生活可补充生活,艺术修养不足可强化修养,缺技巧可学习,但是心灵出了问题难以弥补。戏剧文学要突破,要从建构强大的艺术人格、艺术心灵开始,坚守“戏剧人学”理想,高扬“戏剧人学”旗帜。

  戏剧是人学。戏剧要写人,“咬定青山不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出好作品。百年中国话剧史,以曹禺先生为代表的前辈戏剧家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戏剧传统,着力写人、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着力表现人的内在、外在世界,留下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经典之作,也留下了《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等新时期经典。我们要传承这一传统。放弃人学戏剧,戏剧没希望。多元戏剧每一元都要过“戏剧人学”关。

  到生活中去打捞剧本

  写戏首先要有生活。好的剧本需要从熟悉的生活中打捞,不熟悉的更要到生活中打捞。我创作了“东北工人三部曲”《父亲》《矸子山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日子》,剧中的人物、故事、细节都是从生活中打捞出来的。创作《从湘江到遵义》时,我们几位编剧和导演重走长征路,从湘江一直走到遵义。创作独角戏《乡村往事》,人物、故事、细节都来自我在山西挂职期间走访黄河沿边的村子。创作《抉择》时,我和导演、舞美沿二十九军当年轨迹,从卢沟桥、喜峰口长城、天津走到徐州起义地。这个过程是走近人物的过程,也是沉下来思考的过程,这样写起来才自信,才有底气。

  好戏也是从编剧心里流淌出来的。编剧先要占有生活、占有人物,活生生的人物沉淀到心里,才能慢慢凝聚成一个艺术形象,凝聚成一台好戏。生活中的人物是种子,要在作者心里慢慢长。有些种子甚至要在心里生长很多年,才能慢慢长成大树。我创作的“现代人之夜三部曲”《长夜》《雨夜》《寅夜》准备了好多年。构思时就从人物入手,先把人物想好、想透,再往下走。写作和修改时也要从人物入手。很多戏写作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在形成构思、形成提纲的时候就已经陷到套路里了。

  剧本要深入写人,要过塑造人物关

  莎士比亚创造了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罗密欧、朱丽叶等众多经典戏剧人物,易卜生创造了娜拉、培尔·金特,阿瑟·米勒创造了威利。曹禺的戏久演不衰,也是因为他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桑树坪纪事》创造了李金斗,《狗儿爷涅槃》创造了狗儿爷。

  当下戏剧的致命短板是缺少独特、丰满、深刻的人物。这是最重要的突破口,是最艰难的地带。塑造真实可信的、丰富复杂的人物最考验编剧。这些年纠缠我的就是怎么写好笔下的人物。从《父亲》到《长夜》,我比较成功的戏都是人物站住了。失败的戏大多人物比较单薄。成也人物,败也人物。写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写出深刻表现时代和有深刻人性内容的“这一个”,是编剧一生的课题。

  要研究在情境中写人的艺术

  一个编剧要用一生时间研究写人的艺术。我受谭霈生先生的“情境论”影响很大,这是我在中戏学习期间的重要收获。我体会:情境论是深入写人、通向戏剧人学的理论,应该深入研究“情境论”。谭先生认为,戏剧是在情境中写人、表现人的艺术。戏剧情境犹如人性实验室。剧作家要善于构建强有力的戏剧情境,把人物放到情境中拷问他、激活他,让人物显现出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戏剧情境由人物关系、事件和时空环境组成。特定的时空环境,特定的人物关系,特定的事件互相作用,使人物得到充分展现、充分开掘,他的“情境论”还特别注重挖掘人物在行动过程中的深层动机,展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非常考验剧作者功力的。

  围绕情境和情境中的人物,可以有多种表达。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就会发现每位经典作家构置戏剧情境的方法都不同,每部作品情境的构成、激化、演进、运动都各有特点。编剧要研究构建戏剧情境的艺术,研究不同的戏剧情境,驾驭好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和人物的内心河流,更充分地表现人的丰富性、复杂性,把人写深、写透。

  在东西方戏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创新求变

  一部中国话剧史是东西方戏剧文化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历史。一百多年间,中国话剧经历几次东西方戏剧文化大碰撞、大融合,前辈戏剧家在两种戏剧碰撞融合中一路走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曹禺、田汉、欧阳予倩那代人接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又从中国的文化、历史、现实中汲取创作养分,结合他们的生命体验,创作了《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的经典作品。80年代,徐晓钟、王贵、陈融、胡伟民那批导演,刘锦云等那批剧作家也是很好地接受了世界戏剧的营养,同时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结合他们对人生、对艺术的感悟和思考,创作了《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等佳作。80年代以后,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79级王晓鹰、查明哲等那批导演为代表的导演群体也是这么做的,也创作了很多好作品,

  现在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碰撞、新一轮融合、新一轮突破,以及新的可能性。近些年,当代世界各国的优秀戏剧纷纷涌进中国,以《安魂曲》《奥涅金》为代表的优秀剧目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戏剧发展到今天又有了新变化。这些戏剧与我们对西方戏剧的固有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在剧作、导演、舞美、表演各方面都有新变数、新特点。

  我们的前辈有个本事,在东西方戏剧发生新的碰撞时,他们善于沉淀消化,一只手从世界文化中吸取营养,一只手从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融会贯通进行新探索、新创造。今天,能不能在东西方戏剧碰撞中像前辈那样消化外来的新东西、发现自己戏剧中的好东西,找到我国当代戏剧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创造出更有力量的戏剧,这是我们这代戏剧人的新课题。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本文为作者在中央戏剧学院99级高研班向母校汇报讲座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