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起：书法何用？我一时也语塞，只好讲了个故事。故事来自于《虞龢论书表》，大意是：王羲之去一门生家做客，对方款待以丰盛佳肴。王羲之投桃报李，回赠其书迹以表感谢。环顾四周，在一张滑净的榧木几案上写满了字。饮罢，门生送走王羲之归家却发现，其父因不知所云又看着碍眼，便将上面“草正相伴”的字符一并抹去。门生因失王字真迹，惊懊多日……
讲道理一直是历史的短板，讲故事却是时间的长项。对于故事，我们会怀疑真假，这是做学问的前提。有时故事权当故事来听听，对理清道理或有裨益：于不懂书法何用者，用一种可以换到钱的方式最直接，否则也确实费力，当然多数情况下无需解释——世间所有的一切，包括学问都是如此：有人视如草芥，有人求之不得。于有用之人有用，于无用之人无用，而这“有人”当指不同的人，这“有用”也用作不同的用。
于书香门第而言，书法是学养的高贵招牌。郑枃《衍极》里记载有三国时期魏国钟繇成为大书法家过程中的小机缘：说他“见笔经于韦诞”，但韦诞无论如何不给他，直到韦诞去世，执着的钟繇竟不惜掘开韦诞的墓盗了出来。钟繇学书即成，西晋末年，王羲之伯父王导过江避乱，怀里揣着的《宣示表》即是钟繇所写。另有王羲之叔父王廙，将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也以同样方式小心翼翼地折成四叠，缝在衣服夹层里南下山阴。
如此看来，书写及其书写承载的文化符号一定有用，且超出了单纯的用。不然，谁会于性命堪忧之时，心头肉般护那几页信札稿纸周全——那种时候，这几张皱巴巴的“破纸”于高门而言，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是汉文化族群在乱世飘零中的寄托与尊严，是他们怀想故国时的情感维系和惦念。且世道一旦安定，这文字及其衍生而出的文化内核，便就成其立门之权威，乃至为了高贵的招牌，他们之间因嫉妒而不服，因谦逊而承让，又因匹敌而联合的戏码，更是一个比一个精彩。像虞翼看着后生绕过他去学王羲之家法，说出的“重野鹜，贱家鸡”，话语间藏不住满心的“羡慕嫉妒恨”。再有与王羲之同辈的谢安，用“得献之书裂为校纸”的手法，以矫饰其献之长辈和“书坛盟主”的身份，这种看似不动声色的处理方式段位也不低。
于善书寒士而言，书法为稻粱谋的生存手段和方式。书法史上一般起到引领风尚作用的，多数来自士大夫上层群体：如曹魏洛阳新书风、南北朝崔卢王谢等。这也是为什么“后浪”要折腾着拿自己的作品，干谒有书学书法背景的大家，让他们给自己的东西写个前言、说个好，便是要找寻这融入时间轴和空间圈的位置，而一旦跻身高位，又是新一轮的门户即成之感。
黄庭坚年轻时，有一位书法前辈，名为钱勰，其身后书名虽不如黄庭坚响亮，但钱勰生长于诗礼之家，在当时属说话颇有分量的人物。他指出黄庭坚字俗，原因是没见过怀素的真迹。这种观点带有一种尽览文化资源的优越感，本来因自己的跌宕纵横而自信的黄庭坚，被钱勰说得灰头土脸。他如此在意钱勰的评价，且为“脱俗”而奋斗终生——与自我流露型脱俗相较，更像是抗争性脱俗的范畴。直到黄庭坚在石家借临了怀素的《自叙帖》真迹之后，才对草书恢复了自信，甚至“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此时的钱勰已谢世多年！黄庭坚恨他不能再看一眼，以证自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黄庭坚。黄庭坚那么跟怀素较劲，想来是否和钱勰的那句评价隐约有关？
王褒是东晋王家后人，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其曾孙王方庆献于武则天的王氏一门28人书迹，即后来刻成的《万岁通天帖》，就是以王褒带到北周的书法真迹为蓝本的。王褒在北周书坛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有趣的是，这碑碣之间的辛苦竟使王褒怨恨不已：“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或许现在听来这话不免矫情——这可是人人称羡的恩荣。与王褒相反，北周还有位出身庶寒的书家赵文深，后有题写碑榜之事，王褒每每推给此人，不知其深意者会赞许王褒让贤。然不过是高门与寒士间对待书法功用立场的不同表现：如王褒者，不过是以书迹显示其家学优赡、个人才华的手段，且以“笔研之役”为耻。相反，如赵文深般，书艺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生存手段，且以能被任用而深感价值与荣耀。因此宫阙楼阁遍布赵文深书迹，也才得以至今流传。虽然颜之推也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反过来想想，是否也正是道之不同，世上之人也才好各得其所。
于商贾新贵而言，书法是恩荣与利益的间接载体。史料记载，唐朝弘文馆、集贤院都设有专职“拓书手”，根据诠次不同等级与价值，将真迹摹拓和石刻打本分赐远近职官以表恩宠，据说颜真卿也得到一本打本。文化发言权获取无论何种途径，其归宿逃不过示威、获利或者炫耀。比如，东晋收藏最富者桓温之子桓玄，就有向人展示书法作品的嗜好——虞龢《论书表》和张彦远《法书要录》都有记载: “桓玄爱重书法，每燕集，辄出法书示宾客”——人一旦拥有好东西，哪能憋住？于是需要寻求表达的出口，只不过从接受者的角度，容易被理解为“炫富”。若真如“萧翼赚兰亭”中所言，即便是修行颇深的高僧辨才，也逃不过这一怪圈：他有《兰亭序》真迹，无人提及他主动炫耀的可能性不大，但招架不住有人“挠痒挑衅”，憋不住说了出来，被“心理学家”萧翼得了手。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详细记载了唐朝内府所藏书法的来历。这时的法书名画在众人眼中，即是厚货官爵，难免心生贪婪。进献与搜访，献书画而拜官者不计其数。窦臮直言，有个叫穆聿的古书画倒卖商在肃宗时，乘危射利。因为告讦征收古迹，其中“强括石泉公王方庆家，则天后还书功，白身受金吾长史，改名（详）”。“强括”一词是明证，这里面有饱满的不情愿戏码。以此手段拜官的穆聿，想必也忌讳自己的这段“黑历史”，后改名为穆祥。提到官至太子少师的张彦远，其实他祖上出自“三相张家”，恩荣一时，家中经籍字画甚至等于秘府，也因此他的传世名作《法书要录》与《历代名画记》多取资于家藏，自然不过。
于山间隐士而言，书法是于世俗中自适的人生蕴藉。三国时期，钟繇与胡昭并师于刘德昇，胡肥而钟瘦。司马懿的幕僚、写过《三国志》的陈寿说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的确，他辞谢袁绍任命，不请曹操礼召，隐去了——去种地、去自适、去当名士。当然，他即便隐去，但在短时间段里也有足够的名声余响保全乡里，使得三路兵将在其居住的地界止戈为武，甘心绕道而去——让人的确心生敬畏与佩服。可笔者还是会惋惜，他那豪放潇洒的书法呢？“钟胡”“钟胡”叫了不少年，虽说二者书法在距离曹魏不远的西晋，也都被秘书监荀勖作为官方学校书法范本，但到东晋时期，胡昭的书迹便没有了消息。相反，当时来看瘦瘦的、小巧的、认真的、恭敬的钟繇，却以神品之位，主导得后世书法家团团转。
当然，隐世者还有东汉三国魏晋之梁鹄、北宋时期的林逋，以及元代之倪瓒，也有如赵文敏、董其昌等思想上的隐逸书风，并不见得就身为隐士，且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确实早已不知胡昭的后世如何了，但却能得知钟繇的儿子钟会被杀了。梁鸿需要个归隐山林用的烧火做饭且不惹事的丑妻，而你恰恰正好是罢了……让人不禁感叹：何为彰与显，何为隐与默；何为居高声自远，又何为非是藉秋风；不知是死在朝堂上舒坦，还是死在沙滩上惬意；不知是默默者存，还是因为默默而不知其存与不存。但话说回来，这些个生前身后名，对于当事人来说，后世或许没什么相干——不过是每人一个活法，自适而已。
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书名——此书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后人为将二书相别，故命南朝这本为《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改称今名。萧子云还有一本书叫做《东宫新记》，电视剧里也有《新白娘子传奇》已经老得恍若隔世——新语不新，旧语不旧，没有一个故事就只是故事，也没有一个故事发生过就再也不会发生。当下参与其中的人，依然承袭延续着精神层面和行事治学的气场等级。所以，关于书法的尊严和内心的笃定，依然有人愿意付出许多心力，去寻求书写的层次与高下的真理，从而获取进学的阶段动力，自渡而渡人。若明了书法原来存在过的价值，似乎对当下的书写范畴不那么纯粹性狭隘，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