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戏剧对中国戏剧的贡献

——海峡两岸抗战戏剧研讨会侧记

话剧《屈原》剧照

话剧《芳草天涯》剧照

话剧《全民总动员》剧照

　　近日，田汉研究会和厦门市中华文化联谊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抗战戏剧研讨会在福建厦门举行。在纪念建军80周年和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之际，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就中华民族共同经历过的那场伟大斗争之中戏剧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虽值闽地盛夏，却是群贤毕至，两岸专家发言踊跃、直抒胸臆，个中爱乡恋土、尚艺重缘之心溢于言表。大家共同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戏剧运动是中国戏剧史上极为辉煌的篇章。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戏剧对抗战胜利的贡献，不能忘记抗战戏剧对中国戏剧的贡献，抗战戏剧对于我国戏剧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抗战戏剧在艺术上走向成熟

　　与会专家或概观当年，或纵谈今天，或评述地域，或论说人物，高见频频，精彩连连。徐晓钟教授的开场致词，引起了专家们的共鸣。他认为，70年前的“七·七”事变爆发，民族的尊严激起了全民族戏剧界的团结奋斗，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剧作者协会”，崔嵬、田汉、洪深、陈白尘等一批戏剧工作者创作了以卢沟桥事变为题材的剧目，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宣告了戏剧界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4月，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成立，由郭沫若、阳翰笙、田汉、洪深等出任领导，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共长江局实际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三厅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各演剧队都被派往各战区进行宣传演出，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徐晓钟教授充满深情地引用了夏衍先生的话：“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已经是一个站在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

　　在研讨会上黄会林、周明、刘平等专家认为，戏剧特别是话剧在抗战时期的繁荣，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抗战使戏剧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它从城市走向了工厂、农村、前线，走向了大众。从客观上讲，战争的威胁唤醒了艺术家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面对着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进一步增强了以艺术服务于抗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解放区的众多话剧团和文工团，如抗敌剧社、战士剧社、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先锋剧团、战斗剧社、烽火剧团、新四军二师文工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等文艺团体，都积极参加了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根据当时军队和农村中发生的故事或真人真事创作、演出了大量宣传抗战的话剧，如《消灭汉奸》、《当兵去》、《前线故事》、《三颗手榴弹》、《子弟兵和老百姓》、《李国瑞》、《戎冠秀》、《重逢》、《查路条》、《血泪仇》等，都受到抗日将士与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专家们认为，抗战促使戏剧特别是话剧在艺术上走向成熟。抗战时期话剧的成熟是整体性的，首先是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多；其次从文本创作到舞台演出包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都比较成熟，出现了《屈原》（郭沫若）、《天国春秋》（阳翰笙）、《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秋声赋》（田汉）、《法西斯细菌》（夏衍）、《凤凰城》（吴祖光）、《金田村》（陈白尘）、《正气歌》（吴祖光）、《棠棣之花》（郭沫若）、《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等一大批优秀剧目。抗敌演剧队也演出了一大批历史剧目，如《李秀成之死》（阳翰笙）、《前夜》（阳翰笙）、《飞将军》（洪深）等，通过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斗争精神鼓舞全国民众的抗日士气。直到今天，抗战时期话剧创作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仍是难以超越的。

　　台湾著名戏剧专家黄美序教授，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石光生、副教授简秀珍、讲师石婉舜以及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蔡欣欣谈到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台湾残酷地控制戏剧的情况。几位台湾学者以丰富的老剧本、老唱片、老图片等各种文物资料，详细论述了日本侵略者以“皇民化”的枷锁加诸台湾，致使“台湾旧有剧种与新歌仔戏皆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制与破坏”。而台湾的戏剧工作者在反抗日寇“皇民化”的艰苦斗争中，在海峡对岸推进了抗日戏剧的发展。

　　抗战戏剧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黄会林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夏衍与抗战戏剧》的发言，周明编审还做了《阳翰笙：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将军剧作家》的发言，曹树钧教授就抗战时期延安及敌后根据地的“曹禺热”做了深入剖析，关鑫教授就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和对西南地区抗战戏剧的贡献做了充满激情的发言。还有一些专家认为，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抗日戏剧的编演，最突出的是田汉，后来出现了于伶、凌鹤、洪深等一大批心向抗日的剧作家，创作出《塞上风云》、《东北之家》、《打鬼子去》、《胜利进行曲》等作品，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到积极的宣传与鼓动作用。历史剧在这个时期也找到了自己的广阔舞台，如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尽管取材于久远的历史，却以犀利的斗争锋芒，点燃民族斗争的火焰，剧中那大段的《雷电颂》，更以雷霆万钧之势鼓舞着群众的抗战情绪。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陈白尘的《大渡河》、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也是如此，现实题材如夏衍的《芳草天涯》、吴祖光的《凤凰城》等都是戏剧创作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收获，从中体现了戏剧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自觉性。因而中国戏剧产生了一批富有时代精神，可以传之久远的优秀作品，在生与死、血与火的斗争中锻造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为后来发展中国现代戏剧在文化上做了丰厚的准备。

　　呼唤更多抗战题材创作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不仅是话剧，包括京剧等许多剧种的戏剧工作者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是坚定勇敢、有品有节的，人们还记得当时田汉在抗战胜利后赞颂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人的诗作：“……留须谢客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伶杰花，歌台深处筑心防。”应当说当时的戏剧工作者不仅在戏剧创作、戏剧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给后来的时代留下丰厚的财富，而且在保持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上也足可以令今人仰慕和崇敬。

　　陈世雄教授在题为《把抗战戏剧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发言中谈到，我们在抗战戏剧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和《抗战戏剧》、黄会林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柏冰的《中国话剧史稿》、郑邦玉主编的《解放军戏剧史》等，以及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论文，都包含了关于抗战戏剧的丰富史料与精辟论述。在台湾，发表了一批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都对抗战戏剧作了详细的评述。陈世雄教授认为，抗战戏剧的创作要处理好八个方面的关系，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戏剧与国民党管辖区的抗战戏剧之间的关系、直接反映抗战戏剧与其他题材戏剧之间的关系、中国抗战戏剧与世界反法西斯戏剧之间的关系等。在两岸学术交流日益深入、两岸同胞心向统一的今天，抗战戏剧的研究更有可能摆脱历史所造成的偏见，出现一个共同繁荣的局面。专家们共同认为，抗战题材戏剧是上世纪上半叶我国戏剧创作的一面旗帜，它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起到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敌的激励作用。

　　《剧本》月刊编辑部主任李勇在《简论当代作家描写抗战题材的作品》中谈到，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艺术创作的发展，创作上的思想解放使戏剧园地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原创剧目，丰富了当前的戏剧舞台。就是在当下，这些剧目也还在各地陆续演出。抗战题材的戏剧创作作为其中之一，自然也有许多好剧目涌现。我们在话剧百年展演时，曾对话剧《沦陷》、《天籁》作过观众调查，结果发现，观众并不冷漠。他们认为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希望这类戏要多演！当然抗战戏剧在当下的展示方式相较于传统抗战戏，也有相当的改变和位移。由于当年的战争离我们越来越遥远，有些抗战题材的剧目创作已由正面表现战火硝烟、拼杀战场、前沿指挥、真人真事，逐渐演化为以抗日为大背景来抒写戏剧故事、表现戏剧场景、塑造戏剧人物。很明显，剧作家们在创作时的取材角度、眼光和评判的心理都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地方。所以目前存在一个当下抗战题材或与抗战题材相关联的戏剧创作不但要葆有戏剧的优秀传统，还要不断调整输入更适合当前观众审美取向的创新的问题。如何调整、如何创新确实需要认真探究。

　　此外，苏琼、王晓红、王由青、夏强、吴慧颖、陈翘、曾学文、张长虹、康海宁等专家学者都从不同侧面做了关于抗战戏剧的发言。会议在和谐与争鸣并行、学术与友情同在的热烈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