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友王治江倒在巴颜喀拉山中叛匪罪恶的屠刀下，长眠不醒五十多年了！我作为现场见证人，永生都难忘他那紧握冲锋枪瞄准敌人的英姿。我们在清理遗物时，曾经读到了他写在照片背面的入党申请书。这份入党申请书虽然只有五行字，他却用整个人生来酝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包括我在内的那一代人真的已经老了，一切都变得陌生或者成熟。但是在王治江倒下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那滩鲜血永远那么清新，鲜亮。他还是十八岁，永远的十八岁。从那个清晨一直到此刻的这个傍晚，那滩鲜血一直不改颜色地装点着那片雪域高原！

　　那一天，是我们汽车连队攀上青藏高原后遇到的最冷的天气，茫茫雪野，处处似乎都是坚固的冰块和揪心的焦虑。扑面的寒风把人的头发都冻得要在帽子里立起来了。头天夜里突降的那场雪，仿佛没有带来丝毫的湿润。

　　王治江就是在这个早晨，怀着对军旅生活的热爱离开我们的。那天我们连队从花石峡兵站登车上路后，车队要经过蛮荒的野牛沟，之前他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对我交待了一件事：“乡党，我万一有什么不测，别忘了军用挎包里有我托你要办的事！ ”我记住了，当时却没太当回事。

　　那个年代，青藏地区刚解放，时有小股叛匪从沟沟岔岔里窜出来骚扰军车，抢劫车上军用物资。偏僻的野牛沟是我们车队必经之地，一度成为叛匪集散地。这些匪徒自然不可能使我们草木皆兵，但每次经过野牛沟前，我们都必须把车辆检查好，然后拉开距离，一辆一辆快速过沟。万一哪辆车被叛匪拦劫，其他车不必停车照看，由压阵车上的连长或副连长对付。

　　王治江的死，那种惨不忍睹的场面，戳得我一辈子心肝疼。那天，王治江和驾驶员一死一伤。他从驾驶室里出来后躺倒在冰雪里，不常梳理的头发上沾满苦涩的泥土，额头有一指长的刀痕，右手食指紧扣着木把冲锋枪的扳机……

　　事后，我们分析了这辆车被毁的可能经过：由于驾驶员的惊恐，或车速缓慢或车子抛锚，才让匪徒有了可乘之机。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匪徒设了路障，颠翻了这辆汽车。

　　收拾他的遗体是在我们完成任务返回到野牛沟以后。当天傍晚我们就回到了王治江殉职的现场。他车上的物资被哄抢得七零八落，特别是那些要运到边防部队的各种肉罐头，由于笨拙的匪徒不懂得如何开启，多数都被摔扁或踩瘪了，奇形怪状，流淌了满地。汽车的引擎盖变得坑坑洼洼，两个车灯被砸烂了——他们以为灯是汽车的眼睛，把眼睛捅瞎，车就无法走动了。

　　王治江躺在离汽车百米处山坡下一个低凹处。呼吸早已停止了，地上凝固着斑斑血迹。惟有他胸部一处的伤口，还在不时向外渗着血滴，那也许是他心脏里的血吧……

　　现场的迹象表明，当时王治江面对匪徒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寡不敌众，数十个匪徒，他无论如何是对付不了的。

　　战友们围着王治江的遗体，默然不作声，只是悄悄地抹着眼泪。

　　这时，天空扬扬洒洒地飘起了雪，越飘越大。王治江安静地躺在铺着枯草的地上，雪花不断地落在他身上。奇怪的是雪花飘在他身上立刻就融化了，化作亮洁的水滴。这使人想到他的身体还是热的，甚至想到他并没有死去，脉搏仍在跳动。数十年后，我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假设有今天这样的医疗条件，退一步说，当时有医生在场，指不定王治江还有被救活的可能。

　　每当想到这里，一种美好的愿望常常使我觉得王治江并没有离开我们远去。他一直朝气蓬勃地活在我们心里。这，就不能不提到他的那份没有写完的入党申请书！

　　和治江的遗体告别时，我们在他的身旁静站了足有半个小时，当时副排长于承欣突然蹲下身子，抓起治江的头发，扯着长长地哭声喊道：“治江，你醒醒，你看大家都看你来了！全是你很熟悉的战友，你醒醒吧！ ”他用劲太狠，竟然抓下来治江几根头发。他说他要把这些头发保存起来，等到探亲回家时，送给治江的新婚妻子。他俩是同乡战友。之后，他脱下皮大衣，给治江盖在身上，他特地用皮大衣毛茸茸的羊毛遮掩了治江那满是血迹的脸。正是这件佩戴着上等兵军衔的皮大衣，给治江送去了军营最后一丝温暖，也成了他唯一的陪葬品。

　　发现王治江的入党申请书，正是在他叮嘱我要关注的那个军用挎包里。那里面有一个部队发的笔记本，笔记本首页夹着他的一张半身黑白照片，照片下端印制着“西宁照相馆”的字样。照片背面是他写了一半的入党申请书，那是用铅笔写的五行字：“我叫王治江， 1939年8月出生在陕西扶风县，家庭世代贫农。父亲在旧社会给财主家里扛长活，母亲纺织挣钱，我跟着哥哥放牛。一家人吃的饭上顿下顿都清汤寡水，能照见人影。我爱党爱新社会爱军队，希望党支部考验我……”每次回想到这里，我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心当时正被大爱大痛点燃着，启悟着，净化着，让我觉得他的生命仿佛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越，重新站在我们面前。

　　在青藏高原亿万年的变迁历史上，一个士兵在一瞬间里发生的故事，一份写在照片后面的入党申请书，已经被时光锤炼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