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合院照壁
上世纪20年代，是北京迈向现代城市的重要起步阶段。现代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以其丰富的小说创作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生动鲜活的老北京风情地图，提供了大量的北京记忆，让我们得以站在新的时代，窥探百年前的北京城市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恨水小说值得重新阅读和审视。
张恨水与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1919年秋， 24岁的张恨水从芜湖辗转来到北京。数年后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自此声名鹊起。张恨水小说受到当时北京市民阶层的欢迎，与其作品中大量北京风物人情的呈现关系密切。张恨水从北京社会生活资料库中汲取营养，通过报纸连载的方式创作了《春明外史》 《金粉世家》 《啼笑因缘》 《天上人间》《夜深沉》等大量通俗小说，记录并再现了北京城市空间和市民生活，范伯群称赞它们是“可供研究的社会历史活化石” 。张恨水引导读者在北京的四合院、会馆、报馆、饭店、茶馆、公园、游艺园、电影院等空间穿梭游历。这些场所承载着北京的城市生活日常和时代风情，在现代与传统激烈碰撞的过渡时代展露出真实、古朴而又焕然一新的面貌姿态。
张恨水描写了大量北京四合院中自然和谐、安分平和、讲究情趣的市井生活样貌。 《春明外史》借杨杏园的记者之眼观察四合院的格局景观和生活方式，细密的笔触、生动的描摹复活了北京城的寻常居所和闲适生活。四合院整体结构典雅大方、左右对称，将家庭生活圈在合拢的院墙内，体现了家族内的长幼有序。四合院之间既声气相闻，又要尽量保持自家的隐私不外露，体现着内向封闭型的生活格局。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变革，大家族逐渐解体，外来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北京民众居住模式从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逐渐演变为一门多户的大杂院。讲究合和统一、尊卑有序、对于人我分际极端注重的传统内向型的四合院，在前所未有的新的时代面前经受着变化与坚守、适应与逃避。大杂院居民职业不同、处境相似，生活闲逸平和，虽然这种闲逸平和只是忙里偷闲或者苦中作乐，但也能被人们享受到极致、把握得恰倒好处。 《天上人间》中玉子家是北京城里的贫穷人家，三间房子分住两家人，个人与家庭的私密性屈从于现实境遇。但她们将房间最大化地利用，收拾得干净整洁，邻里之间彼此了解关照。 《夜深沉》中丁二和居住的大杂院里，街坊邻居闲坐于庭院，纳凉解暑，尽显平民的生活情致。
会馆是各地乡土文化在北京的驿站，是异乡人在北京的文化缓冲地带，为北京形成多元、包容的独特地域文化增添了重要的一笔。如果说四合院用封闭、讲究宗法礼教的形式包蕴了含蓄、优雅的内涵，会馆则以开放、注重乡缘情义的特点营造出热烈、喧闹的氛围。张恨水来京之初有六年的会馆生活经历，他对北京人生百味的体验与会馆紧密地扭结在一起。会馆不仅是异乡人的日常居所，也是其精神寓所，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异乡人初到北京的异质感和不适感。在张恨水的小说中异乡人生存与发展的故事在会馆中依次展开， 《春明外史》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小说中杨杏园最早的住所就是皖中会馆，也是小说空间转换的基地。每次会馆的出场都是乡音涌动，呈现出一派开放喧嚣的景象。作为传统社会的缩影，会馆按照原籍地区的乡约民规和伦理规范，为同乡人提供各种便捷服务和有效管理，让羁旅的游子感受到安宁与温暖。这些在《似水流年》 《美人恩》《现代青年》等小说中得以印证。会馆也是同乡在京聚会、联络情感、传播信息的场所。每逢清明时节，会馆中的同乡们就会集体到会馆义园祭奠。规模较大的会馆还设有戏台，不定时地演出戏曲节目，将同乡人汇聚在一起。 《春明外史》对此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到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首都南迁和新式教育的兴起，会馆逐渐从热闹喧哗走向冷清寂廖。此时，新兴的教育设施在北京内城不断涌现和集中，导致了学校住宿制度的实行以及公寓的兴起。公寓带走了会馆里的知识分子，带走了富有朝气的青年人。他们摆脱了会馆以乡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会聚方式，在新的群体认同方式下重建新的关系网络，逐渐形成以“利益和兴趣”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聚合方式。张恨水在《春明外史》《现代青年》 《美人恩》 《过渡时代》中，都揭示了短短几年间会馆的变迁和衰落。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会馆连同它所依存的传统社会基础一并走向历史深处，留下了令人想象、依恋、怀念又不得不挥手告别的背影，成为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遗存。
文化公共空间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是张恨水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场景。作为历史悠久的皇城，北京的公园具有新兴的现代公共空间与传统的封建皇家遗迹相重叠的双重性内涵与特性。当时的京都市政公所将北京得天独厚的皇家园林禁苑改造成具有现代性质的公园，这一创举为上世纪20年代北京城市建设和发展掀开了重要的一页，也为北京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 《啼笑因缘》中何丽娜邀约樊家树共游北海，普通市民在昔日的皇家园林欣赏传统美景，享受现代生活。 《金粉世家》中的颐和园“北地春迟，榆阳晚叶，到三月之尾，四月之初，百花方才盛开。那个时候，万寿山是重嶂叠翠，昆明湖是春水绿波，颐和园和邻近的西山，便都入了黄金时代” ，大量笔墨写尽颐和园之美和舒适。 《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缘》提到的陶然亭有远看城外西山、近看芦苇的萧疏的风趣，而什刹海也别具清闲和野趣。杨杏园们还时常出入图书馆、展览馆，感受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些公共空间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布局，更在于它代表了现代都市生活理念，以及对于现代市政和现代市民的想象。
在北京大力发展市政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前门、王府井、东单、西单等商业和娱乐中心。各种西式娱乐场所如电影院、咖啡馆、西餐厅、高级饭店在此纷纷建立，与既有的中国传统娱乐场所如戏院、茶馆、酒馆等互不相扰和睦共处。 《啼笑因缘》就写到樊家树与何丽娜去群英戏院看戏，次日又与朋友看电影吃馆子，共享传统与现代娱乐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春明外史》几乎是当时北京中高端娱乐业的展览馆。 《啼笑因缘》则借由樊家树一个外来游历者的探奇的方式展示天桥娱乐活动的粗糙与纯朴。北京市民的脚步开始从四合院、胡同的狭小封闭的空间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文化公共空间延伸，与北京城有了更加多向度的交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站在皇城历史与现代文明的交汇处，构造了自己独特而多元的都市风貌，奠定了北京现代城市的雏形。恰如史谦德所言：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少有城市看起来如此既非常传统和中国化，同时又潜藏了现代和西方城市生活的内涵。 ”张恨水用自己的生动文字，再现了古都北京的城市空间，将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北京变得立体可感，鲜活动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