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是基于“真实”的诗与思，是人类以艺术实践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中国纪录片以经典影像忠实记录了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精彩图景。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国纪录片应当攀登文化艺术新的“高峰” ，在推动国际交流、实现文明互鉴上践行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文化力量，创作更多、更具中国气派与国际风范的精品力作。
在万物皆媒、影像为王的当下，尽管视听文本类型繁多、形态各异，但纪录片因“真实”特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大量经典作品记录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力，集纳成有声有色的影像档案。一部称得上经典的纪录片，除了具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共性之外，还因题材与类型的不同，在触动观众的手段与方式上各有侧重。从新的维度探寻这些“有影响的影像”的力量之源，不仅能更好地把握纪录片创作规律，更能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
时间与空间：变与不变交织的张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这为历史人文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文化寻根、精神溯源的宏大主题上，中国纪录片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在尽可能广阔的地理空间里获取影像，并在尽可能久远的时间维度里观照文明，折射当代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体验与反思，是此类纪录片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这是因为，影视艺术本质上是一种采取空间形式的时间艺术，纪录片无论是对历史的思考，还是进行时的现实记录，都是当下视角的时空再造。
1979年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17集）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开创了中国文化纪录大片的先河。1983年播出的《话说长江》（25集）以40%的收视率创下此后再难企及的“神话”，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第一座高峰。两部作品时间上穿越上下几千年，空间上纵横几万里。20多年后，带着“新视角”“新发现”的《新丝绸之路》（10集）和《再说长江》（33集）相继亮相荧屏，以时空对话的方式再一次获得观众的广泛好评。究其原因，这类凸显空间广度、时间跨度的作品内蕴着无穷张力。
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文化的演变发生在相对不变的空间和可感知的时间变化中。如果把带有民族象征性的地理坐标看作“经”，那么历史演变与时代发展就是“纬”，丝绸之路、长江作为空间存在是静态的“不变”，而社会发展则是动态的“变”，“变”与“不变”的时空交织创设了影像表达的无限可能性。正因如此，近年来《大秦岭》《大黄山》《汉江》《第三极》等一系列同类题材纪录片佳作频出，它们共同绘就了中华民族厚重雄浑的文明图景。
冲突与情感：日常叙事激发的感染力
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关注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或社会发展进程，以进行时的方式书写“正在发生的历史” ，讲述日常生活中普通个体或群体的故事。故事的主体是“人” ，核心在于“冲突” ，“冲突”背后凸显的是人的“情感” 。此类纪录片主要采用“日常叙事”策略，强化对个体生活经验的捕捉与表达，在文本上倾向于追求简单、平实、生动。 “日常叙事”中的“冲突”不同于戏剧化叙事的剑拔弩张、跌宕起伏，它生长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传统等多维复杂的关系中。正因为记录的是寻常你我，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命运，作品构成了一种召唤结构，实现了与观众的共情，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感染力。
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中，普通人的困惑、挣扎、奋斗汇聚在时代洪流中，他们的喜怒哀乐流淌在平淡岁月中，化为真诚、平等、有温度的影像。1991年的《沙与海》获得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大奖赛大奖，这是中国首部国际获奖的纪录片。作品记录了生活在沙漠与海岛上的两个互不相干的普通家庭的生活，诠释了闭塞环境与渴望远方的冲突。1993年， 《最后的山神》再获“亚广联”大奖，该片讲述了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孟金福的故事，演绎了人与自然、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宗教习俗之间的冲突。1993年，央视《东方时空》创办《生活空间》 ，以栏目化方式播出了大量凡人小事的纪实影像，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主流媒体上书写了“由小人物写下的历史” 。同一时期，上海电视台创办的《纪录片编辑室》紧扣时代脉搏，凸显浓郁地域特色，真实记录了上海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轨迹和上海居民的生活状况，留下了《德兴坊》 《毛毛告状》 《我想有个家》等经典作品。凡人小事饱含人间真情和人性力量，书写了难以复制的时代“影像志” 。
语态与观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
所谓语态，就是话语主体与客体交流的状态。对于纪录片而言，就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面对观众“怎么说话”的问题。语态更是一种姿态，它决定了镜头的俯视、仰视或者平视。在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题材类型中，纪录片经历了从权威传达、社会教育到平等交流的语态转变，这在最具中国特色的文献或政论类纪录片中尤为突出。
1966年制作成电影胶片的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连续放映达8年之久，这部纪录片中“揭露、控诉”的语态与当时观众的心理期待是一致的。 28年后，1994年播出的《毛泽东》（12集）甫一播出就征服了亿万观众，它创造了中国独有的纪录片类型——文献纪录片。随后， 1997年播出的《邓小平》（12集）同样大获成功，《周恩来》 《新中国》《孙中山》等多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相继播出。这些作品之所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主要在于它们建构了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主流叙事策略，解读历史人物的语态从政党视角向民众视野转变，用百姓视角体悟领袖的宏图伟业，以大众情感展现历史的苍海桑田，拉近了领袖与人民的距离。
从单一直白的意识形态宣传转向含蓄多元的理念、知识、观点表达，纪录片在思想与观念上的开拓在2005年播出《大国崛起》时达到一个高峰。这部政论片的力量不在于影像、风格与手法，而在于它的历史眼光、全球视野与思辨能力，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它把握了中国重新定位“全球坐标”的现实诉求，探寻了“大国”得以“崛起”的深层原因，彰显了纪录片在思想性上能够达到的深度与高度。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纪录片的表达语态与思想内涵不断迭代升级。在媒介融合、社交媒体兴起的当下，语态上呈现出从对话到“撒播”的趋势，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历史那些事》《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网感化”作品让纪录片获得了新的魅力。
技术与影像：视听语言本体的驱动力
作为一种“亚艺术” ，纪录片具有生活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双重特质。纪录片视听语言的探索始终与制作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每一次新技术的应用都直接导致纪录片风格、样态的变化。回到视听语言本体上，技术变革驱动着纪录片从“拟真”到“创真” ，持续地带给观众焕然一新的视听体验，留下了一部部具有标志性的经典作品。
1988年的《西藏的诱惑》之所以独特，在于它代表了早期电视艺术探索的一个方向，它通过对文学、音乐、摄影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借鉴融合，致力于动态光影新修辞的建构与传统意境的营造。1991年横空出世的《望长城》之所以撼人心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新技术支持下呈现的纪实风格，跟拍、长镜头，尤其是同期声的广泛应用颠覆了纪录片原有的形态。 2005年的《故宫》标志着纪录片进入“大片”时代，主要得益于它运用了大量与国际接轨的特殊摄影、电脑特效、动画等技术，重新定义了纪录片的影像标准。2012年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被称为现象级作品，超现实的摄影手法、人工布光等是其重要驱动力，它促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理念的实现。近年来， 《航拍中国》 《超级工程》 《大国重器》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等纪录片不断以新技术制造影像奇观，一次次冲击着受众的视觉经验。可以预见，随着5 G、 VR等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纪录片将不断拓展视听审美界域，获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概言之，纪录片是基于“真实”的诗与思，是人类以艺术实践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60多年来，中国纪录片以经典影像忠实记录了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精彩图景。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国纪录片应当攀登文化艺术新的“高峰” ，在推动国际交流、实现文明互鉴上践行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文化力量，创作更多、更具中国气派与国际风范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