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他是“五四”运动同龄人；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作品之一；他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对艺术家影响深远；他不仅是艺术家，还写过剧本。他就是石鲁。即日起至2020年2月9日，“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是迄今为止石鲁艺术最完整的一次呈现，展现了石鲁在艺术创作各个阶段中的创作思想与主题、创作样式与技法，以及经典作品创作过程中的速写、手稿和创作草稿，反映了石鲁艺术在时代背景下作品题材的变化及其历程演绎中所形成的独特风格。
石鲁原名冯亚珩，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家代表之一。他在众多艺术领域皆有建树，其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独创一格，作品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他是具有创新精神的革命艺术家，革命的艺术和艺术的革命是他身上兼有的两种品格。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说。
在传统与生活之中找到艺术的生长点
延安是这场革命的起点。1939年，这个来自四川书香门第的“冯门九子”毅然投笔从戎，从家乡奔向延安。在延安，因追慕石涛和鲁迅，他改名石鲁，由此开启了他历经革命风雨、在战斗中创作不息的一生。从1940年起的10年间，他创作过许多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作品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他参加了转战陕北战争，这为他后来的代表作《转战陕北》提供了情感支撑。同时他也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刘曦林说：“他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成自己的思想，这是时代的选择。他把时代的选择变成了个人的选择，自觉地进入了时代的变革中。 ”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画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冲击，一代一代的艺术家都在探索中国画变革的问题。传统中国画艺术是否只有经由西洋绘画的改造，方能承担起表现新时代内容的使命和任务？这是石鲁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思考的重大问题。1955年至1956年的印度、埃及写生之旅使他认识到：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法书、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
在四川大学教授林木看来，从1959年开始，石鲁的画风开始转变，“1959年之前是以形写神，之后是以神造形” 。1959年，中国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成立，石鲁主持工作，提出了著名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原则。“这对当时的艺术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说。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美术界认为传统不如写生重要，因此“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在当时十分具有开拓性。“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也就是在传统与生活之中找到艺术的生长点。
也是在1959年，石鲁创作了其代表作《转战陕北》 。
不得不说的《转战陕北》
创作于1959年的《转战陕北》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创作的，是描绘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历史题材创作。石鲁花三个月完成了这幅画，他画了很多草图，此次展览首次将《转战陕北》原作与17件珍贵的创作手稿一并展出。这些草图描绘了毛泽东在路上和百姓交谈的样子、看庄稼的样子等，作品最终没有直接呈现战争的场面，没有一兵一卒，看上去好像一幅陕北风景画，毛泽东站在山边眺望远山，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
“他没有画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在画外，在军事家的运筹帷幄之中。 ”刘曦林说：“负责这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罗工柳曾说：这张画好就好在以少胜多，以小见大，这是革命历史画的一大飞跃，我也想画这样的题材，到陕北沿着转战陕北的路线走了一趟，但不敢，大有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心态。 ”
石鲁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场景再现，需要艺术家认真思考造型艺术的规律，力求在构思立意上新颖、丰富、含蓄，并对特殊形象和历史事件有具体的感悟，赋予作品革命史诗般的价值。他在《新与美——谈美术创作问题》中曾说：“表现使人惊心动魄的建设和英雄的斗争事迹，还必须有宏伟的气魄和远大理想的艺术创造。所以追求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正是造型艺术的新的重要课题。 ” 《转战陕北》解决了用造型表现精神的问题，邵大箴称它“把现实主义题材和革命题材主题性创作发挥到极致” 。
但当时，这幅作品让石鲁备受争议，他被批为“野、怪、乱、黑” 。他写打油诗回应：“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更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
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黄土高原
《转战陕北》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用写实手法将陕北高原植入真实时空的描绘中，这也是石鲁的示范性之一。陕北高原的绘画技法在古人的画谱里并无详细记载，无前例可循，但对石鲁而言：“我们在西北久了，对黄土高原的风物人情印象要深刻些。像华山，它是那么浑厚雄伟；陕北也另有风味，像洪水刚刚冲刷了的大地。看惯绿洲景观的人，会觉得它太干枯，但它有它的美。大自然给我们这样许多启发，古人如荆浩、关仝，也找到了雄浑的特色。 ”于是他用画笔描绘秦岭、秦川和西北黄土高原的雄伟、刚健、纯朴。
“石鲁创造性地解决了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西北高原的山川地貌，尤其是黄土高原的命题。 ” 《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说。如《转战陕北》 《南泥湾途中》 《赤崖映碧流》等作品，显示出他对陕北高原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对审美客体的尊重。
在石鲁的推动下，长安画派由此诞生。这个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画派，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面，都走到了时代的前列。作为长安画派理论旗手和集群风格设计者，石鲁功不可没。
1970年之后，经历过肉体和精神折磨几度死里逃生的石鲁重新拿起画笔。虽然石鲁后期没有再画主题性创作，但在艺术风格和笔墨表现上却更加精到，境界体悟上也更加深远。在他生命的最后，他说： “我每一分钟都在搏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死去，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有许多本子，我还要写东西；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完……”
展览最后展出了石鲁写的“艺道方长”四个大字。正如他所说：“我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