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管虎任总导演，俞灏明、吴谨言、陈瑾等主演的电视剧《外滩钟声》于12月10日登陆浙江卫视和安徽卫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该剧讲述了上海弄堂里的几户普通人家，自1966年至1992年二十余年间经历的时代变迁和命运沉浮。正值该剧热播期间，由中国视协主办的《外滩钟声》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在《外滩钟声》这部剧中，看到国产家庭伦理剧恢复了自身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承担起了审美功能以及记录时代变迁的文化功能。“中国家庭伦理剧建立起来的宝贵创作传统，就是聚焦普通人、以小见大，通过表现一个家庭或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以及个体的心灵史来折射时代社会的变迁。 ”

　　在戴清看来，纪念改革开放的现实题材艺术作品创作，既要着力表现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先知先觉者和成功企业家等人的面貌和创新精神，同时也要表现时代变革对普通人的情感、命运、伦理观等带来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 《外滩钟声》对普通人的生命史和情感史的表现是富有特色的。

　　在《外滩钟声》中，主人公杜心生是上海外滩海关大钟的守护人，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几十年。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看来，正是杜心生这个人物的设置，使这部作品有了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历史变革时期我们非常需要弄潮儿，改革开放需要带头人和闯将，但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历史传承的、永远要继续下去的平凡工作，这是一种坚守。 ”李准说，“杜心生守着大钟，不仅给家庭提供了很大的支撑，成为弟弟妹妹们的后盾，同时他自己也过得有滋有味。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安于平凡，又在平凡当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家庭中那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大哥。 ”

　　“这部剧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改革开放洪流中个人对不同价值观的追求。改革开放必然带来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我们在弘扬正能量的同时，也应当包容个体不同的人生选择。 ”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表示，作为一部有艺术水准的电视剧，《外滩钟声》也真正做到了将艺术的焦点对准人，这就使得剧中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群像的塑造，都各具特色，角色在举手投足间都很好地反映了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和职业特点等。

　　在高小立看来， 《外滩钟声》秉承现实主义精神，写出了真实客观的历史，塑造了典型人物，同时没有回避矛盾，还写出了改革开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剧中，工人阶级出身的杜心生为了配得上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佩佩，勉为其难考大学，结果失败了，他和佩佩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恋情，也随着佩佩出国留学黯然落幕。弟弟心根无文凭无技术，又不甘心做售票员，一次次在做“倒爷”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南下深圳时更是沦落到了露宿街头的境地。

　　“我们恰恰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看到了改革中遇到的挫折，看到了真实的力量。改革本身就是会给国家和民族乃至个体在心灵、观念、命运等的转变中带来阵痛。 ”高小立说，“杜心生一家人，在面对意外和挫折时，也曾迷惘哀叹，但顽强的生命力让他们一次次又站了起来。只要外滩的钟声响起来，他们就坚强地迎接每天的朝阳。只要亲情在、梧桐里的人情味在，他们就能在时代剧变的大潮中笑对人生。 ”在她看来，无论是维护海关大钟、爱岗敬业的普通工人心生，还是数次跌倒又数次爬起来的心根，他们都是为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

　　中国广播影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在《外滩钟声》中，看到了创作者们特意保留在其中的文学手段。“抒情的、舒缓的、怀旧的，对人物内心可以反复书写和铺垫的，这些都是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比较擅长的元素，但现在它们被一些产品化的电视剧和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淹没掉了。 ”

　　在《外滩钟声》里，有丰富和真实的细节，有细腻的情感表达，有韵味悠长的故事。在李京盛看来，这部剧是一首岁月之歌，写出了人生的况味、红尘的滋味、人性的坚韧和善良，“这些都是有味道的，是文化的味道、文学的味道” 。

　　“石库门是上海特有的文化符号，在剧中不仅是故事展开的场景，也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剧中人生活中出现的上海牌手表、英雄钢笔、酸梅粉、糖醋小黄鱼等，都给人非常亲切的感觉，让人不禁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 ”《中国电视》主编李跃森说，剧中的很多情节都是在灶批间发生的，在这里发生的磕磕碰碰、闲言碎语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都有着强烈的生活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