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下影视圈，并非只是当红小生小花们的天下，那些默默坚持、磨砺演技的中年演员仍有机会凭借新作品重回大众视野，成为中年演员翻红队伍中的一员。2017年潘粤明凭借犯罪悬疑剧《白夜追凶》翻身，一跃成为实力强劲的演技派；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演员袁泉因塑造了《我的前半生》中情感与经济独立的职场精英唐晶一角而大获好评。2018年这一幸运则降临到了聂远身上，今年，他凭借电视剧《延禧攻略》中饰演的乾隆一跃成为话题人物，其演技尤其得到了认可。

　　从表面看来，中年演员的翻红与他们的演技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很显然，只有演技并不足以支撑起整部作品并带来社会话题效应。由聂远主演，紧蹭《延禧攻略》热度上映的电影《道高一丈》就并没有因为演员们发挥在线的演技而成为一部话题性电影。当观众不认同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时也就很难认同演员所塑造的角色，演员的演技再好也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此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年演员的翻红一方面归功于他们自身的硬件条件，但另一方面则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上，这其中所牵涉的是观众认同的问题。

　　如果把银幕或荧屏看作是一面镜子，只有立于镜前的观者对镜中的镜像也就是再现的那个故事世界产生认同的时候，才会被作品所表现的内在精神所打动。这个故事世界包括了建构它的规则秩序、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而观看是这样一种动作：观众在故事世界和演员所饰演的人物形象身上所寻找的是自己，他们乐于看到自我在现实中遇到的焦虑和困境在故事中得到揭示和解决，他们喜爱那个能够令自我代入或投入情感的形象。目光的长久凝视所代表的是一种情感倾向，那就是认同。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中年演员能够翻红所依靠的根本力量是来自观众认同的力量，近年来众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成功都说明了这一点。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引发收视热潮就与观众的认同紧密相关，它抓住了当下社会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的现实和女权主义盛行的风潮，它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它的主题，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职权如何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袁泉所饰演的唐晶所代表的就是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女性，她对待感情和经济的独立态度就是一个现代女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她代表了一种理想的都市女性生活状态，这一形象俘获了一大批女性观众，促使了袁泉的再度翻红。

　　《延禧攻略》表面上所展现的是一个清朝宫廷的叙事空间，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现代都市职场的象征，它所探讨的内在主题实际上是女性如何在现代都市职场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的问题，它的叙事所遵循的是现实逻辑，而非历史真实。聂远在剧中所塑造的乾隆与传统古装言情剧中痴情于一人的男主角大不相同，他对每个妃嫔都存在不同的感情，与此同时他仍被塑造为一个勤政爱民的帝王，谨慎行驶着帝国的巨舰。如果说《延禧攻略》中所表现的故事内在逻辑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都市职场逻辑，那么聂远所塑造的乾隆形象之所以能够被观众认同，在于他身上所寄予的实际上是现实中的普通观众对职场上司等这一类人物的一种想象和社会期待。这是聂远能够凭借《延禧攻略》翻红的深层原因，即观众认同。

　　以上这些能够引发当下观众认同的故事世界以及其中的人物形象，无一不是对现实社会之中的个体所遇到的真实生存境况镜像般的对照与呼应，这些故事所展示的戏剧矛盾与现实中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紧密相关。观众在故事之中，在那些演员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看到了身处现实中的自己，并于一定程度上将自我的感情投射进去。演员所塑造的形象为观众的情感投射建立了一个可感知的对象，认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

　　而认同的力量并不仅仅作用于观众面对银幕或荧屏的时刻，它能渗透到观众的文化生活之中，反作用于现实生活。其深层原因在于影像虽然建构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世界，但这个故事世界却反映着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则，与现实社会形成一种镜像关系甚至是对话关系。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很难脱离它所存在的社会环境而存在。银幕或荧屏上所营造的故事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行为模式，是社会现实的一种象征。观众认同在影像叙事与现实之间起到了一种连接作用，影像叙事的叙事逻辑和人物形象来自现实，但同时，对之产生认同的观众会将影像中的叙事逻辑、行为模式带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建构现实，产生新的意义和文化，主动地实现文化与意义的再生产。

　　中年演员的翻红看上去是一种不可把握的运气，但实际上大众传媒在受众认同机制的引导下对这种运气有一定的可操纵性。而这种可操纵性建立在故事世界的建构基于现实真实性的基础上，建立在观众对银幕或荧屏形象的认同上。创作者应创造更加多元化的角色，这不仅仅是为中年演员创造演技的空间，更是在寻找多元化的观众的认同。演员所塑造的多元化的人物形象就是“银幕-镜子”中令不同的观众照见自己的镜像。所以对于中年演员而言，他们缺乏的不是演技，而是一个能够被观众认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