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叶问3》剧照

　　得岭南文化与香港电影文化的双重浸染，香港电影形成了地域味浓厚而别无分号的功夫片电影类型。而在华语功夫电影的“英雄”谱系中，叶问无疑是近几年华语影坛最有观众缘的中国式“英雄” 。以《叶问》为名的系列电影如今已是第三部，导演意图确实足够高远：舍弃前两部娴熟的“国仇家恨”式矛盾冲突设计，转向更全方位地呈现这位昂藏不及夫人的中华武术大师内蕴的恬淡冲融的品格。只不过，当导演用窝里斗式的“咏春斗咏春”置换原有的“抵御外辱”情节，将叶问由在外抗争的“民族英雄”升格为归家的“完人”时，观众似乎并不过瘾：尽管袁和平设计的打斗场面依然精彩，但“自卑又自伤”的观众似乎更愿意在华语功夫片的结尾看到那块碎了的牌匾是“东亚病夫” ，而不是“咏春正宗” 。

　　《叶问3》依然延续前作，将影片的时空背景置于香港，又在影像叙事中杂糅了家庭情节剧。也许是导演太想让观众看到“英雄”的另一面，也许导演太想将更多的情怀注入叶问身上，然而入了柴米油盐的门，叶问反不如前两部国仇家恨加身来得更像“人” ，局限于符号性质的几处场景所描绘的宗师的儿女情长，观众似乎并不买账。与前作的叙事策略无二，洋买办马鲸笙、车夫张志天都是叶问人格的对立面，前者是仁义尽丧的渣滓，后者是亦正亦邪、满腹野心的枭雄，反观叶问了无欲求，待儿子言传身教，待发妻至情至性；拳王泰森的角色形若鸡肋，不过是为了拔高叶问社会道德楷模地位和“眼球效应”的工具。

　　就功夫本身而言，在《叶问》系列的前两部中，在打斗戏里，咏春拳所承载的并非只是打斗技术的“展示”或“表演” ，而是在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对抗中内涵了某种民族气质与民族立场，完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史”与“抗争史”的双重历史指渉。而在《叶问3》中，从电梯斗室近身战重招式凶险的拳拳到肉，到公共空间群殴戏重场面调度的四伏杀机，再到与拳王泰森不分伯仲的中美拳击大战，胜负只是胜负，打斗只是打斗，功夫的表演与展示之外再无他物。即便是影片最后的那场“咏春斗咏春” ，从棍棒相争，到兵戎相见，再到赤手空拳，视觉效果无可挑剔，但打斗的指向无非是武术正统，抑或是一脉承袭的立世虚名。与此同时， 3 D效果的加入已转向了视觉奇观和着意于表演的文本性质，而非叶问与功夫本身的文化渊源。可以说，在《叶问3》中，功夫依然以地域为坐标，却已不再为文化正名，“硬”功夫旁落在舞步里，有进益的只剩“软”功夫，譬如旋律够不够主流，“舞池”构建得够不够宽广云云。

　　如里昂·汉特在《功夫偶像》中所提到的香港在功夫文化与世界视野的接驳中扮演的“一扇门，一个中间点”的口岸角色，可以说大多数功夫片在投拍伊始便自觉地注入了全球化的商业属性。 《叶问3》为海外发行所下的“软”功夫就不可谓不深。叶问同张天志、“鬼头”的结固然不同，解法却无二——用“家” 。拳王泰森与叶问的三分钟拳斗，可以说是文化对接，但“买办不可赦、鬼佬或可谅”的观念也是有趣，与“鬼头”家庭情节剧式的想象性和解，以家庭之爱包裹旧日国族矛盾，却难掩叙事乏力。而对张天志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身边的人” ，更是一句话轻轻巧巧地搁浅了民族文化的叙事路径。家庭温情戏码的处理是完满《叶问》的“软”功夫，也是迎合西方观众的“软”功夫——从尊重老婆到怕老婆，从逼上擂台的民族英雄到儿子小学门口的“卫道士” ，从民族大义之外的调剂到以家庭叙事为“主菜” ，这些“软”功夫显然有一个渐趋浅显的表达梯度，从中也可以看到香港电影为进入西方市场“符号”植入强度的递增，内聚型的历史、文化价值求索最终为外向型的浅层表意形式所替代。

　　或如戴锦华老师所说，在过去不可返归、未来难于展望的新社会现实中，家庭的角色和意义充分凸显出来了。在这种价值观的渴求中， 《叶问3》有了久违的父亲、理想的丈夫，也有了现代家庭关系中打了一手“软”功夫的宗师。试问这一掏空了IP价值的“玛丽苏”故事，还能担起救世、救市之责吗？ 《叶问3》以家庭叙事想象性地丰满了“叶问”的人物形象，而去民族主义的表达使得这一英雄叙事中，英雄消失了。当文化价值和民族主义的追求被剥离开来，这一失去了根基的民族英雄IP也走向自行了断的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