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工作25年，这25年里只有一两次的春节是在自己家过的。除了多几天假，过年那几天对我来说和工作时间无异。刚工作那几年的春节，我都在值班室值班接电话，订个盒饭就算了；后来轮到同事值班，我却在外地拍摄；再后来值班和拍摄都少了，却经常是同事加班没回家，我也不好意思走，就陪着他们，找个饭馆随便吃点。年夜饭的馆子每年换，一起吃饭的同事年年变。对过年这件事，我的个人感情是抽离的，难以切身感受。《舌尖上的新年》需要把中国各地的美食和过年情感传递给观众，我却恰恰是一个不与家人一起过年的人。

　　其实我很理解过年的味道。小时候每到过年，我爸爸就做红薯糖，将红薯反反复复熬煮成糖浆，簸箕上撒一层炒面防止黏底儿，把浓稠的糖浆浇在簸箕上，晾凉，红薯糖即成，吃法多样。红薯糖没有结晶和萃取物，颜色黑红，状似红糖，味道却非纯甜，而是一种面目不清的甜。这种简单的零食陪我度过很多个天寒地冻的新年。现在这种糖非常少见，有熬糖的功夫，买一斤白糖化了做糖稀要快得多。借拍摄《舌尖上的新年》之机，我们走了全国很多地方，最后在河北大名县找到了这种糖。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居然还有人在做费力不讨好的红薯糖。带着惊喜和敬佩，品尝之下，我觉得味道不错。

　　我父母都是教师，学校事情多，我和妹妹很小就自己做饭。只有过年的时候，父母才有时间和精力下厨，才能吃得那么精细、丰盛。更重要的，对父亲而言，年夜饭代表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餐桌既是年终总结，也是成果发布，七个盘子八个碗是必须的。家里有升学的就聊开学，没有升学就聊平安，总之结论一定是“今年的生活比去年又好了些” 。

　　很多时候，过年那天我都在拍摄。1993年春节，我们在无为县农村女孩的家里拍摄。大年三十晚上，无为人要煮红豆饭，做肉烧豆腐棍子，很香。但我们拍摄时间紧，没时间吃饭，也不能占老百姓便宜。摄制组的人盯着机器拍别人家团圆，自己抽空啃点儿方便面。那滋味！ 《舌尖上的新年》也是这么拍出来的， 2015年春节期间，我们没有一次能正常吃饭。久了，再不自在也习惯了。

　　拍《舌尖上的新年》 ，食物不是最主要的，我们是想找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正是食物和享受食物的流程与方法造就了我们。西方有句名言，叫“食物成人” （ We are what we eat ） ，进一步来说，是“食俗成人”（ We are how we eat ） 。人的味觉其实很奇怪，什么东西最好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类会有普世价值，但美食没有。健康？营养？这些都不能成为判定美食的标准。

　　我有个朋友，口袋里永远装着花生，无论何时何地，他总能找到借口吃几颗。要喝酒了，吃点花生；胃不舒服，吃点花生；睡不着觉，吃点花生……花生对他来说是食物还是药物？或者是他最无私的信任对象？这很奇妙。他对花生的依赖，其实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只是在你身上，花生就变成了红薯糖、油炸糕、爸爸做的猪肉炖粉条、奶奶包的饺子……现代人活得太累了，你需要相信，总有一种味道，像子宫一样，会无条件地接纳你。

　　现代生活已经不需要看天时，不需要春节来传承经验、指导耕作，春节已经失去了历史意义。过去的春节是收获之后到下次开春忙碌之前的重要节庆活动，是农耕社会秩序的衍生和集中展现；现在的春节主题则是民工返乡、春运高潮、高速公路免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来看，春节似乎已经无用。我们今天纪念、展示中国的春节美食，实际上是在向记忆里的春节味道致意。

（陈晓卿  电影《舌尖上的新年》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