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聊斋故事》  郄杰堂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文化多元化，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共识。族群文化、区域文化就像是人身上的胎记一样，永远去不掉，永远是标识。可是，多少年来，战争的频仍，政治的强化，越来越使文化和文学趋同化了。趋同化趋势在城镇化、信息化语境下似乎变得越来越凶猛了。对文化、艺术和文学而言，这实在并不是个好的选择和趋向。

　　我和本书作者的家乡，原本是古代东夷部族的家园。后来又是齐国和齐文化的发源地。郄杰堂在其短篇小说集《新聊斋故事》里提供给我们的一组小说，无一例外，都是以家乡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为题材的，而且小说的情节都交织着或脱胎自我们家乡这一带特有的花妖狐魅、鬼狐成仙、异人异行一类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这在当前的小说创作中，可谓自成一格或被看做异类；在当前作家队伍中，也称得上独立特行。仅就作者的取材领域和价值取向而言，不由得不让我联想起生活和创作于明清之际的齐地作家蒲松龄的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及其叙事传统来。我不了解作者的具体生活环境，近现代以来发生了巨变的农村聚落，是否还残留着蒲松龄当年那种“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 《述刘氏行实》 ）的蛮荒氛围（我小的时候，即60年前，我所生活的村庄里，这种境况萧然的去处或残垣断壁、蒿草满园的宅院还所在多有） ，但我能够想象到的是，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与农村父老休戚与共的作者，还不时地在豆棚瓜侧从老一辈的“野老村妇”口中听到这类奇特诡谲引人入胜的故事，并深受其熏染，记忆犹深。在我看来，在我国悠远而多元的文脉中，蒲松龄所开创的这一支，尽管前有晋之志怪、唐之传奇等铺路，但生活在齐地的这位孤愤落魄而满怀忧愤的作家，毕竟通过笔下的诡谲多姿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古代齐地的社会风貌和古代齐人的价值观道德观。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写了《故事新编》 ，又写了《朝花夕拾》 ，也是从被旧时代的史官们污为“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术数波流” （ 《古小说钩沉》序）之类的神话故事里攫取题材，“铺排”成篇，如《补天》 《奔月》 《铸剑》 《理水》等，在我看来，他的“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来做小说” （ 《故事新编》序）的意向，客观上延续了、发扬了蒲松龄开创的文学范式与文学风格。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郄杰堂，在我国文坛走过一段漫长的“为政治服务”的曲折道路之后，大胆地重拾起三百多年前蒲氏所开创的艺术理念和艺术传统，反映发生了和发生着历史巨变的当代农村和当代农民，即使作为试作，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五四”前后兴起的歌谣运动，一百年来，包括许多著名的作家在内的众多民间文学家们打破旧的文统，一代代前赴后继，到民间搜集、研究、出版、传播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所贬斥和轻视的下层老百姓创作与传承的民间口头文学，为老百姓立言，使之“登堂入室” ，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构建立下了大功，成为中华文化史和中华文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郄杰堂取材于神话故事创作的小说，如来自“义犬救主”故事的《犬吠》 ，脱胎于“狐仙媳妇”故事的《五女闹山》 ，脱胎于“狐狸报恩”故事的《猎狐》 ……，与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忠实记录” 、为民众立言不同，是作家为自己立言，在改写或重写的这些神话故事题材小说中，不仅在对现代生活环境下人物纠葛的书写中，保留了家乡的古代齐文化、甚至更早的东夷文化的遗影，更重要的，是或隐或显地熔铸了或凸显了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标志着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文化界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重新评价，以及对保护文化多元化的重视。神话故事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来被文化界称为中华文化的“本根” 。神话故事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资源，而且在文体上、叙事语言上、风格个性化上，都是创作者无尽的宝藏。郄杰堂从神话故事中攫取题材进行创作，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在创作道路上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要使创作更上一层楼，我们期待着，他在生活上的开拓、构思上的提炼、语言上更加生活化和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