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二公民》剧照

　　1995年10月3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10点，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辛普森杀妻案”裁决结果为嫌疑人无罪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尽管绝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辛普森就是杀害他妻子及所谓“情夫”郎·高曼的凶手，但联邦最高法院必须按照陪审团的决定做出裁判。郎·高曼父亲的一句话，至今发人深省：“今天美国的司法遭到了践踏，但我尊重陪审团的判决。 ”

　　司法裁判需要公众认可

　　20年后的中国，一部名叫《十二公民》的影片悄然公映，在排片率很低的不利条件下，影片收获了过千万元票房和极佳的口碑。这部脱胎自好莱坞经典影片《十二怒汉》的小成本电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法制题材作品。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看来， 《十二公民》的公映，有助于让中国观众更加清晰地理解，郎·高曼的父亲为何能够如此尊重法律。

　　在关于《十二公民》为数不多的质疑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就是：“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的确，影片的背景设定确实有些“非典型” ——因为中国与美国的司法体制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为了让故事能够成立且令人信服，编剧只好将原本的法庭现场变成了一位政法大学学生补考的“演练场” 。但何家弘认为，这样的设定虽说是不得已为之，却并不影响影片核心价值的表达。“ 《十二公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司法改革正在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公众深度参与司法实践。 ”何家弘说。

　　去年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并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何家弘坦言， 《十二公民》成功地从艺术层面展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优越性。“司法裁判是一项专业化行为，但并不仅仅是认定案件事实这么简单。司法裁判虽然讲究真实，但同时也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 ”何家弘表示，“如何才能提高中国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公民参与进来。 ”

　　真相不应被舆论绑架

　　在《十二公民》中， 12位具有不同社会身份和职业的陪审员从意见分歧走向达成共识，在还“富二代”嫌疑人一个清白的同时，也提升了各自的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文艺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影片中的场景虽然是虚拟的，却以小见大，将中国特有的情与理、法与权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模拟法庭之中，呈现了一个混沌复杂且尖锐深刻的现实社会语境。“在审判开始时，除了身为检察官的那位陪审员，其他11位陪审员都因为自身原因对嫌疑人抱有偏见，仇富情绪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这显现出普通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欠成熟之处。 ”李建军认为，经历过一番论辩，剧中人物获得的成长与成熟对于观众而言具有宝贵的启蒙价值。

　　这种启蒙价值，正是《十二公民》编剧之一的李玉娇所追求的“弦外之音” 。身为辽宁省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玉娇，除了希望创作出波澜曲折的故事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同样渴望启蒙观众的心智。“看完《十二公民》后观众会懂得，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不能仅凭感情，更不能屈服于社会压力的干扰。任何时候法律都不能被社会舆论所绑架，当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嫌疑人有罪的时候，就应当遵循疑罪从无的准则。 ”李玉娇表示，“只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才能让每个公民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法制题材电影大有可为

　　在青春片、“小妞电影”称雄影市，话题、明星、投资与特效决定票房前景的当下，要投资拍摄一部一无大场面、二无大明星的翻拍影片，着实需要十足的勇气。在《十二公民》的立项、筹拍和制作过程中，中国检察官文联都起到了主导作用。“翻拍经典，原本要受到万变不离其宗的蓝本约束，特别是翻拍与我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均不同的西方电影经典，更具有较强的先天局限。 ”中国检察官文联影视协会会长马丽莉坦言，创作《十二公民》的过程困难不少，但主创团队本着“质量为王”的准则，着力在四个方面打造影片。“那就是案件的艺术典型性、侦查工作的神秘性、犯罪者与惩治犯罪者之间强烈的善恶冲突以及主人公的英雄主义情结。 ”马丽莉总结道，“任何一部优秀的法制题材影片，都需要在这四种要素上做文章。 ”

　　中国检察官文联主席张耕也对《十二公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影片彰显了我国司法的人民性。“中国的司法是人民的司法，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影片中12位公民对一桩杀人案件的讨论，展现了人民性的价值与意义。 ”张耕表示，“与此同时，人民性的体现不是完全听从人民的意见，而是要用法律进行引导。也就是说，我们在司法的过程中，既要体现人民性，又要引导群众，绝不能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判决。这一原则在《十二公民》中得到了十分深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