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人民公敌》剧照    王雨晨    摄

　　由林兆华执导，王学兵、高亚麟主演的话剧《人民公敌》日前登陆北京保利剧院。《人民公敌》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创作于1882年的作品，在现代戏剧的商业市场上，选取此类题材，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难题。首先，如果完全符合作品严肃的原貌，那么会导致多数现代观众对经典作品敬而远之，毕竟生活在精神压力相对较大的城市中的观众，比较在意观戏活动本身的娱乐性，因此，在严肃的艺术性与满足观众感官的商业性之间，导演要做出微妙的平衡。其次，百年之前外国背景下的一出戏剧，怎样的改编可以既保留原作思想不变，又兼顾现代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是导演所面临的另一难题。

　　就叙事而言，导演保留了易卜生原作相对传统的结构模式，将全剧分为四幕，分别是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场景和时间也较为集中，在当下越来越打破传统戏剧观念的现代剧目当中，也算是一次向传统戏剧模式的靠拢和回归。在当下话剧舞台上，打破传统叙事模式，超越舞台的时空限制，采用电影式的“蒙太奇”叙事手段已逐渐成为流行，归根到底，还是现代的都市生活气氛导致了现代观众对于作品加快节奏的需求，导演并没有为了迎合观众的视觉感官而采用那些眼花缭乱的叙事手段，而是有条不紊地慢慢构架情境，以此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避免了现在所流行的对经典作品的“后现代改编” ——此类改编往往用力过猛，只留其形而摒弃其义。略有遗憾的是，导演对于第一幕叙事铺垫的处理还是将节奏放得过于缓慢，导致了前半部分的观戏过程略感困乏。

　　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对于喜剧模式的把控。现代观众往往对于戏剧的态度是“无笑不欢” ，因此导致了现代戏剧市场上“爆笑喜剧”“减压喜剧”等模式的盛行，喜剧模式本并不存在问题，同时它也是商业的宠儿，但是一味迎合商业，为了讨好观众而“恶搞” ，却会将喜剧带入不健康的发展方向。而导演在本剧中对于喜剧的模式以及尺度的把控，似乎找到了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平衡点。在不影响原作叙事的前提下，偶尔本土化和流行元素的介入，满足了观众对于观戏娱乐化的需求，同时也避免了因为搞笑而使观众跳出原著的思想和情境。

　　舞台的灯光与布景并不花哨，两组大钢架把舞台分割为前后两个空间，简单明了，同时在视觉上极具形式感。这样并不写实的布景也给换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在表现空间转换和时间推移的连接处，可以不采用传统的暗场，而是台上的演员与换场人员同时带戏在场，通过布景和灯光简单地调整，从而实现时空的转换，使剧情时刻保持连贯。

　　从演员的表演来看，王学兵虽然阔别话剧舞台多年，但对主人公斯多克芒大夫的塑造算是成功。王学兵本身眼神中透露出的偏执的气质正巧符合人物性格，一头乱发加上常常显得不安的体态，很好地把人物复杂的心态展示出来。高亚麟饰演的虚伪老练的市长，既有原著中人物的性格和气质，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接地气的本土气息。

　　为了自由和真理，你是否甘当人民公敌？主人公斯多克芒大夫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本剧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也富有层次。起初，斯多克芒大夫揭露真相的主要目的并不高尚：他主要想说出一个别人不知道，自己却有理有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并以此出名，产生轰动效应，向世人证明，他并不是信口开河的疯子。后来，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他看到了，因为利益，政府官员隐瞒真相，朋友背信弃义，亲人劝他明哲保身，人民拒绝现实和真理。其实一个人被世人当成疯子并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不可信的谎言，而是因为他说出了世人不愿接受的现实。斯多克芒的目的由证明自己而逐步升华为对自由和真理的坚持，抗争对于他而言，也不再是证明浴场的水被污染那么简单，而变成了对真理的孤独坚守。我很喜欢导演对于斯多克芒随后一句台词的处理方式：“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 ”导演并没有让演员去做宣言式的呐喊，而是像诉说一个答案那样安静地道来，却比高声呐喊更具有力量。

　　我想观众在看第三幕戏的时候一定怀着复杂的心情：既热血沸腾、酣畅淋漓，又面红耳赤、羞愧不堪。第三幕是整个剧目的高潮部分，斯多克芒大夫因为坚持真理，与全市人民辩论，最后被认定为人民公敌。导演让主人公面对观众，把表演人民的演员群体安排在主人公身后与之对话，这样的观演关系极具双关性，从而让观众也极具代入感。斯多克芒的每一句质问和谴责，都仿佛直达观众的思维，直接引发观众的思考。这样的处理，使这部百年之前的外国社会问题剧，同样可以让现代中国社会中的观众产生共鸣和联想。其实与剧中的人民一样，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当我们作为大多数而不再沉默时，我们又往往陷入到盲目之中，如果在剧中，我们同样不敢反对市长，我们同样不敢牺牲在手的利益，我们甚至暗中扔石头砸玻璃都不敢选块大石头。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敢脱离“大多数”这个群体的庇护，不敢孑然一身、孤军奋战，不敢真正独立且自由地坚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