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维埃而奋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掀起抗日怒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方面继续“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12月，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通过党在国民党第26路军中的秘密工作，赵博生、董振堂率部17000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为慰问起义将士，毛泽东把钱壮飞、胡底和红色戏剧家李伯钊召集在一起说：“要稳定起义将士的政治情绪，通过各种办法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过去为谁卖命、为谁牺牲？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按照毛泽东的建议，钱壮飞、胡底、李伯钊夜以继日创作出了大型话剧《为谁牺牲》。

　　该剧描写一个白军士兵和他年轻妻子的悲惨遭遇和思想觉醒。全剧17个演员。胡底和李伯钊扮演这对夫妻。随着剧情，起义将士不断发出饮泣声和叹息声。全剧闭幕，掌声雷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当红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出戏在苏区巡回演出一个多月，影响巨大。

　　根据形势的需要，在张闻天和潘汉年的具体领导下，苏区掀起了红色戏剧文学的高潮。中央苏区第一个专业化的剧团成立了，取名“八一剧团”。负责组织工作的有黄火青、伍修权、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等，其中还有越南籍的红军干部洪水。叶剑英、何长工倡导并组织了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和工农剧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

　　一手进行反“围剿”一手创造苏区红色新文化

　　周恩来、彭湃、方志敏、聂荣臻、罗荣桓、萧克、罗瑞卿、李克农、李卓然、沙可夫等许多党和红军的领导在苏区的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中，点燃了戏剧文学的创作激情，一手进行着反“围剿”，一手创造着苏区的红色新文化。他们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的间歇，参与写起了反映党的历史和红军生活的文学剧本。

　　亲自组织南昌起义，打响共产党武装革命第一枪的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央红军中是总政委。他青年时代在南开学校读书，曾热心于话剧的创作，也是中国话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而今他要把“粉碎蒋介石在庐山策划的、对苏区的‘围剿’计划，红军摩拳擦掌决心杀上庐山”的故事搬上舞台。重担在肩，极其繁忙的周恩来要搞创作，只好口授三幕九场的文学剧本腹稿，由胡底执笔录出。剧名便叫《杀上庐山》。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五军团政委朱瑞、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还有罗瑞卿、李克农等将士纷纷参加演出。

　　罗荣桓将军在担任红四军政委时，主持创作了话剧《土豪取债》、《流氓末路》、《阶级决战的胜利》等十几个剧目。后来成为红军主要领导干部的肖华、梁必业、童小鹏等当时均是主要演员。曾任红四军宣传部长的罗瑞卿，在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的同时，还兼任军团俱乐部主任。他亲自编剧并导演了话剧《谁给我的痛苦》，并扮演其中的反派地主。为了演得逼真，他这个“地主”给红军叩头，常常把额头叩得起大包。红一军团把这一排练成熟的剧目作为保留节目，部队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调查一番，将剧中人物的名字改成当地人的相关真名实姓，增添演出效果，常演常新。中央苏区的工农剧社演出了沙可夫编剧的《我——红军》，该剧最后一幕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军师长被押解上场，演员战士们从幕后牵出的竟是在反“围剿”战斗中俘获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军师长。观众的意外，顿时化作剧场的沸腾。而石联星、李伯钊、刘月华三人因在表演中的出色表现，更被誉为“中央苏区三大红星”。

　　展现火热现实革命斗争

　　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区在红色戏剧高潮时，演出团体多达60多个。现在尚能搜集到的剧目名称，记有《明天》、《土豪取债》、《流氓末路》、《阶级决战的胜利》、《父与子》、《燃萁煮豆》、《旧世界》、《阶级》、《谁给我的痛苦》、《庐山之雪》、《东洋人照相》、《八一南昌起义》、《腐朽崩溃的白军》、《战斗的夏天》、《春耕突击队》、《谁能救中国》、《罪恶与反抗》、《揭破鬼脸》、《松鼠》、《东方战线》、《改选之前》、《活菩萨》、《人肉贩子》、《富农婆》、《武装起来》、《沈阳号炮》、《广州暴动》、《我——红军》、《太阳障战斗》、《活捉蒋介石》、《险些丧了命》、《谁的世界》、《无论如何要胜利》、《一起抗日去》、《我们的队伍来了》等近百部。　　苏区红色戏剧的显著特点是，反映火热的现实革命斗争；体现了时代精神；塑造了兵、农、工等舞台新的人物。虽因突出战斗性而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有时较为粗糙，但它思想进步、感情真挚、细节真实，是以新的生活气息和全新的人物形象感染苏区观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