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宁近照
在杂技界，李西宁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分量。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位出身军人家庭、现任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团长兼战旗杂技团团长的著名杂技编导总是那么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在她编导的作品中，诸如《手技》、《柔术转毯》、《单拐倒立》、《绳技》、《小晃板》、《三人技巧》等节目接连获得国内、国际杂技大奖，她把艺术情趣融入杂技技巧的意境追求，以及对杂技主题晚会的大胆实践，更使古老的中国杂技艺术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出身军人家庭结缘部队杂技
1957年，李西宁出生于成都市郊的一个转业军人家庭。父亲曾随部队南征北战，即使在转业之后，也为这个家庭带来浓厚的军旅气息。在父亲所在工厂的家属大院里，李西宁的童年伴随着跳皮筋、打篮球、玩过家家一起成长，对未来自己将从事的杂技事业还一无所知。在这个军人作风浓重的家庭里，撒娇是不允许的，于是和父亲一起读报成为若干年后李西宁生命中最温馨的回忆之一。
李西宁最初从事的是体操。凭着良好的身体素质，11岁时她被送进了当地业余体校，并且很快就在成都市中学生田径比赛中获奖。让李西宁引以为傲的，还有在中学时读的大量中外文学名著：“我喜欢读外国戏剧，也喜欢诗歌和美术，有时候还耍几下乐器。”而这些爱好一直延续至今。她坦言，这很好地滋养了她的杂技艺术思维和创作。
“20多年前，我是从体育一下子闯入杂技领域的。”1986年，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了解到在成都某体育院校当体工队教练的李西宁在艺术体操形体教学上的良好效果后，电报三番五次地从广州发往成都，借调她去给杂技演员上形体课。那时李西宁还谈不上对杂技有兴趣，拖延了很长时间后，借教学休整的空隙，李西宁去了广州。对于历来以祖传父、父传子为传承特点的杂技界，祖祖辈辈与杂技毫无关联的李西宁开始有些惶惑，也带着些新奇。在她看来，杂技远没有艺术体操、舞蹈高雅，还算不上艺术。李西宁说：“那时还不知道杂技的博大精深和杂技人的朴实可爱，命运就神差鬼使地让我跟杂技结缘了。”实际上，这个结缘从一开始就使她的杂技艺术生涯与部队紧密相连。
“在教学过程中，演员们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一下子把我感动了。”在杂技的传统训练方法中，有的并不科学，比如勒腰，就影响了形体的表现。李西宁把很多类似的训练习惯都改革掉了。她要求演员穿上练功服，把形体线条呈现出来，同时按照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做身段训练，把体育和舞蹈训练的科学方法引入到了杂技演员的训练中。
李西宁的训练一改过去杂技训练重视技巧、忽视形体和艺术美感的习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在杂技界引起了一股请艺体教练培训演员的潮流。战士杂技团的领导决定把李西宁留下。
李西宁说：“当时决定留下来，走上杂技艺术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从小浸染于浓厚军人气息的家庭氛围，心里头有种天生的军人情结，能穿军装很高兴；另一方面是发现杂技在很多方面有开发的潜力，自己学过艺术体操和舞蹈，可以和杂技相融合。”
融汇艺术感悟进行杂技创新
开始的工作是繁忙的。从杂技创编到给学员、演员授课，李西宁总是身兼数职。机会多，但任务也重。这对没有专门参加过杂技正规学习的李西宁来说，吃力是很显然的。但这并不影响她精力充沛地展开工作。她的记忆力很好，舞台上的灯光、色彩、音乐的节奏等等，她都能记得很清楚，艺术体操、舞蹈跟杂技的相通也使她的经验变成了对杂技的艺术感悟。
偶尔让李西宁感到困惑的，是不经意的孤独。在杂技创编的大胆尝试中，来自传统杂技的不同声音会冲击她的思考。一些观念认为，杂技表演中传递道具的助演不应喧宾夺主，只需承担传递道具的职责就可以了。可李西宁并不这么认为。
在为战士杂技团编排的杂技《手技》中，李西宁给传递道具的助演赋予了各种表情和形体动作，使之与主演表现为月光下一对窃窃私语的男女，充满了浪漫气息。而《柔术转碟》把人体的轻柔和艺术的氛围结合起来，让道具变成“蘑菇”，在轻柔欢快的歌声中演员们手上的“蘑菇”越来越多，顺势延展身形，象征“采蘑菇的小姑娘滑倒了”，既体现柔术的特点，也营造出“采蘑菇的小姑娘”童话般的意境。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未来”杂技节中，该节目获得7位评委的一致满分，以绝对优势荣获“共和国总统奖”。
在其编导的杂技作品中，艺术相通的特点在李西宁的思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她自己承认：“爱好广泛让我增长了许多艺术阅历，经验多了就像云彩多了，可能就会有闪电。”而这个“闪电”经由她的逆向思维，往往表现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她由杂技《绳技》联想到把小绳子变成大绳子，再变成弯月似的，于是又想到富有云南民族风情特点的“跳月亮”习俗，如果编上故事，把月亮“跳”圆，主题就有了。这诞生了后来她创意策划的节目《阿细跳月》。
正是这样的思维，使李西宁在巴黎卢浮宫参观采风获得的灵感成就了颇有雕塑感的杂技《绸调——蓝色遐想》，以人类永恒的“情爱”立意，表现了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样的技巧动作，在为部队官兵所做的节目编排中，李西宁又把情节改成了战士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后壮烈牺牲的凄美舞剧，反映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李西宁的大胆实践，使中国杂技开始从单纯追求技巧难度走向了技巧、舞美、意境和内涵的多元综合……
尤其突出的是，她对军营的热爱和对杂技艺术内涵的追求，总在不经意间被她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对军人的天职和艺术家的使命而言，有些方面却是没法兼顾的。
还在广州时，因父亲病危，李西宁匆匆回到了成都。可是广州那边还有节目在紧张地排练中，电报一个个发来催她回去。李西宁回忆道：“父亲是个老军人，那时他已说不出话了，但他深知军人的天职，就用眼神支我走，我回广州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他让我走的那最后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谱写杂坛华章热心为兵服务
1990年初，李西宁从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被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杂技团担任团长。对李西宁来说，这个担子并不好挑。
在我军的三个杂技团里，战旗杂技团在各方面的表现原来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因为它阵容小，也因种种原因训练上不去，节目出不来，在国内、军内的比赛中往往与奖牌无缘，更不用说到国际杂技赛场上拿回荣誉了。
团里的演员们对李西宁并不陌生，她的到来给大家看到了希望。她的热情、正派，她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尤其给团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杂技人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精神和军人排除万难、勇挑重担的决心再次在李西宁身上体现了出来。
根据战旗杂技团当时的情形，李西宁狠狠烧了几把火——首先是排练场。原来排练场上纪律松懈，迟到、早退、缺勤等现象并不鲜见。李西宁立刻制定出纪律，禁止以上情况发生，禁止带家属来，禁止在场内坐着泡茶，等等。李西宁笑说：“后来我到排练场，坐着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他们都知道，谁犯了纪律我可是六亲不认就吼谁的。”这些都为业务上的提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在杂技艺术上的挖掘与探索。在《女子跳板》中，一群女兵的晨练被纳入到杂技的表现中，霞光中她们翻飞自如，在海魂衫的飘动中干净利索地完成高难的动作。而通过参加国内外的各种比赛，战旗杂技团不断亮相获得好评。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第六届全军文艺汇演上，战旗杂技团初显身手，除了大胆地把杂技技巧和部队的军事训练融合起来，演绎军事题材杂技，还通过糅合不同艺术门类的优长，强化音乐、舞美、服装与技巧的融合，为自己打了胜利的翻身仗。1992年，杂技《小顶碗》在摩纳哥的杂技大赛上获得比赛唯一金奖，实现了战旗杂技团在国际赛场上金奖零的突破。此后，更多的华章陆续被谱写：《绸吊》和《皮条》被李西宁以多种形式演绎，而其编导的《金色西南风》开启了国内杂技主题晚会的早期实践，在很长时间内引领了一股新的杂技潮流；她更被邀请到各地担任编导，推出了一系列令杂技业内外惊奇震撼的节目和晚会……
在李西宁看来，作为部队系统的杂技团体，杂技为“最可爱的人”服务是战旗杂技团始终坚持的光荣传统。在云贵川的上万里边境线上，经常活跃着战旗杂技团演员们的身影，在唐古拉山口，他们曾经边吸氧边演出，20多人演杂技给唯一的战士观看。为了不给驻地部队添麻烦，他们还特意做了一套轻便道具……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李西宁不止一次地提到父亲。父亲征战过的地方和回忆中父亲的教诲，凝铸成军人的“自强、自立、自尊”，也化成了新时代部队艺术家的“知恩、感恩、报恩”。让李西宁稍觉宽慰的是，自己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穿上了军装。
她说：“可以告慰父亲的，是能把忠诚写在军旗上，在人民中获得艺术的伟大。”
《绸调——蓝色遐想》
《灯上芭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