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服务，远不只是为他们创作农村题材作品，文艺应该做的是，通过我们的作品给农民输送更多更好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艺术文化和思想观念信息，以促进农村更快地融入现代世界。

　　当然，进入这个问题我们又只能从创作本身谈起。

　　目前新型农民形象从生存状态和人物命运来看主要有三类：

　　在本乡本土通过土地致富发展，然后走出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文明。以销定产、以需定供，纳入市场化、都市化框架。如订单农业、市场加工农业，陕西果农、内蒙牧民（蒙牛）、郊区菜农、张家港（农家乐）都属此类。

　　在本乡本土依托农业综合、延伸发展，远远走出狭隘的农业经济，把乡村办成农工商、牧工商，乃至旅工商、企工商的综合农业，如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立足本乡发展二、三产业进入现代化、都市化轨道。

　　离开本乡本土改变身份进城发展，由第一代新农民转型为第一代新市民。这是一个由农民到市民、由乡村到都市的过渡性人群。是从生存状态到心理状态的一个城乡交叉群体，有巨大的历史社会信息量，和巨大的心理承受、命运拼搏信息量。

　　总体说来，新历史阶段造就了两个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族类：“乡土新族”（新农民）和“乡裔城族”（新市民）。

　　时代给我们提出了表现原创性新生活新人物的历史任务。

　　要原创，就再不能满足于用艺术技巧、舞台呈现和制作掩盖文艺原创的贫弱了。

　　面对新的农村和新的农民，要大力提倡原创作品，特别要关注中国农村在走向现代化、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中的社会变化、命运变化、情绪心理变化。当戏剧纷纷热衷于改编文学名著时，在反映新农村题材方面，文学与电视剧创作远远走在了戏剧前面，如《湖光山色》、《刘老根》、《吴仁宝》。

　　要原创，作者就要建立与农村生活的精神联系。

　　作家艺术家应该和农村原生生活建立深层的关系，真正参与到当下农村历史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活动中去，走进农村生活和农民内心世界，由熟悉到贴近，由不隔到到融入，再到深度打开。真正建立作家、艺术家与农村的精神联系。

　　要原创，作品就要提供社会的、心理的、艺术的新经验。

　　创作要有逼人的真实、启人的象征、撼人的美。更要从这逼人启人撼人的美中，提供了解当下农村历史、社会、文化、人性可靠的、新颖的认知经验和情感经验，提供聚集在这些题材、这些人物身上的命运冲突、心灵冲突、性格冲突。

　　要走出过去农村题材作品的陈旧视点、习惯思维，努力发现既在的社会、文化话语之外的新识见、新尝试、新亮点，让人在惊喜和错愕中发现中国农村新的真实。这不全是舒服的“痒点”，极可能是令人不快的“痛点”。而对时代“痛点”的悲剧性拷问，往往正是历史喜剧性的暗传和引领。现实命运的“痛点”往往正是历史发展的“笑点”。

　　其中，要重点写好历史改革时期的“乡土新族”（新农民）和“乡裔城族”（新市民）。

　　这两个族类的出现，尤其是几亿“乡裔城族”的出现，可能是继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来，最为壮观宏大的一次“进城潮”。是作家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前者，即“乡土新族”（新农民）命运也很艰难坎坷，但已经逐步成为乡村生活的主体，并有望成为乡村生活的价值主体，可能是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喜剧；后者，即“乡裔城族”（新市民）的命运则更为复杂，更为坎坷。对此我想着重谈谈。

　　一方面，他们在城里干的是清洁工、杂工、小工、小买卖，在教育、居住、医疗上都被另眼看待。处在都市生活的底层，受到都市人歧视，是既被都市生活利用又被都市生活边缘化的“他者”。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第一代，具有马克思说的那种历史悲剧性，为城市现代化耗尽了生命，却长期不被现代化都市接纳。都市现代化的逻辑和他们实现生命价值的逻辑相矛盾。这构成了他们身上的悖论。这是一方面，即现实命运在巨大历史时空穿越中的某种悲剧性。

　　另一方面，“乡裔城族”的形成，长远地、归根结底地看，又使他们命运的主观追求和现代化大趋势保持了一致的关系。他们进城发展的人生轨迹不能不打上现代化的精神文化烙印，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他们不仅经历与土地剥离的痛苦，在城乡两种文明的夹击下，精神上也面临痛苦的选择、整合、重建。因为土地融进了世代的血液，这种剥离是生产资料的剥离，也是文化精神的剥离和记忆、感情的剥离，有着多重痛苦。

　　但是，他们将会在这种整合重建过程中，融接城乡，促进城乡互惠共进。如道德上能以淳厚质朴勤劳济补城市，在经济上、观念上又能以科学意识、商品意识和初步的市场实践经验来济补乡村。他们双向平衡着城乡，也双向营养着城乡，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明上为城乡建设做贡献，为城乡新人的破茧而出做贡献。这样，他们的命运在悲剧的深处显现出了一种历史喜剧的光彩。这二者都会内化为各种个别性的性格、命运、心理。

　　从“传统农民的终结”，到“乡土新族”、“乡裔城族”的出现，再到“新市民”的诞生，这一现象是未来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中国社会最有意义的问题之一。

　　文艺作品既要写出这一群体在巨大时空穿越中付出的生命代价和感情、精神代价，吁请社会公平与道德良知，防止在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牺牲他们的幸福与尊严；又要表现出“乡裔城族”的命运与现阶段大历史大时代走向的相关性，这是历史的进步，人的进步，农村和农民的进步。而且第一代付出的代价会从他们的子女（纵）和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横）得到回报。作品既要从道德评判的坐标上，对“乡裔城族”施以人道的关怀，特别是精神世界的人本关怀；又不能停留在道德坐标上，而要从历史的坐标上，也是群体命运的坐标上，写出这个都市“弱族”其实是历史的“强者”，是历史的先行者。因为他们身上正在尝试着将新农民和新市民优秀精神基因作最早的融汇，孕育着城乡结合新人的诞生。

　　文艺作品要防止只展示苦难，只看到悲剧，要用理想的追求与发展的眼光，去观照和叙述乡村。要用理想的追求与发展的眼光，去观照和叙述乡村。写乡村历史的曲折和社会的不公，要暗传社会蜕变前缓慢但清晰的“胎动”。写农民命运的坎坷多变，要突现出人的内心搏斗冲突，和在苦难中对“人生意义”执着的追寻。写各种苦难和冲突，又要浸润人间的温情。写农村的贫瘠落后，还不要忘了展现生活的诗意。

　　要做到这一切，应该将知识分子那种优越的、俯视的“悲悯情怀”和“底层关怀”，那种站在树梢上的“草根秀”，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民间立场和民间情怀。相信农民群众能够在新的历史实践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更新自己、自己提升自己，真正表现出农民群众是历史主角的地位。这才能写好历史新阶段的新农民形象和新农村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