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深厚基础和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农村题材小说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不仅经历了社会生活巨大变迁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击，而且经受了西方文学流派和观念涌入、影视媒体以及网络文学飞速成长壮大的挑战。农村题材小说正是在多种因素的挤压下，不断吸纳各种有益营养自我调整，使自己在内容的广阔性和形式的丰富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以往7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共有8部农村题材的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从两条脉络体现出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与成就。一条是对现实生活的及时跟进。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30年间中国乡土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创作素材。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到《平凡的世界》再到《秦腔》、《湖光山色》，真切体现了乡土中国30年间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从经济基础到文化观念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即使是后来广受诟病的《骚动之秋》，在当时也是以对现实农村生活的及时关注而取胜。另一条则是对乡土中国文化的发掘与发现。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经济基础的国家，乡土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极其深广的影响。乡土文化甚至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黄河东流去》已经开始有了从家庭细胞剖析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意识，《白鹿原》则以其对宗族历史文化变迁的丰富展现成为史诗般的作品。除了以上获奖作品以外，《古船》、《缱绻与决绝》、《日光流年》等也都是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30年间，中短篇小说以其体裁的优势在各种文学潮流中首当其冲，农村题材小说也不例外。《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系列反思的深刻，《小鲍庄》、《远村》、《老井》以及“厚土”系列在“寻根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形式实验中也有《爸爸爸》、《透明的红萝卜》以及吕新的一系列作品。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后，以何申、关仁山、刘醒龙为代表，形成了乡土小说发展的又一个高潮，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的席位更是全部被乡土小说囊括。到90年代末期，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完成了对社会主题、人生主题、文化主题、心理主题以及理想主义主题的全面涵盖，呈现出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态势。近年来，陈应松、杨少衡、胡学文、孙惠芬等又以他们的创作为农村题材小说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和风情。农村题材小说正不断地用新人新作展示着它无穷的活力和无尽的潜力。

　　当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正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作家队伍。农村题材小说的成就是以其作家队伍的成长为基础的。30年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成长起了一批新的乡土小说作家。刘醒龙、刘玉堂、关仁山、孙惠芬等新一代乡土小说作家大都出生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农村，同农村有着天然密切的关系，对于农民和农村而言，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他们是以农民的儿子、甚至就是农民的身份进入小说创作的。因此，他们对农村生活的关注既不是自外而内的，更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平视。这就使得他们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既不同于解放后17年赵树理、柳青等以教育农民为主旨的一代作家，也不同于新时期初期的知青作家。他们对于乡土和农民，知之既深，爱之也深，痛之更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作家大多都已经进城10年了。而这10年中国农村的变化更加深入和深刻，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进城两大社会潮流空前地改变着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生存方式的物质基础，农民工进城又处于进不去、回不来的两难文化困境。生活现实正在不断地提供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经验。尽管这批作家在艺术上逐步臻于成熟，但他们对于农村生活的现在进行时却不能像先前那样有着真切鲜活的体验了。而一些拥有新鲜生活经验的作家又由于艺术上的不成熟而难于把他们的经验表达出来。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的老矛盾再一次成为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问题。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挑战来自影视。影视正以其强大的媒体优势不断挤压着小说写作。如今很难要求小说作家不期望自己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其中当然也包括农村题材小说作品。但是，影视叙述和小说叙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影视的镜头语言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目前，以电视剧为目标的小说写作已经极大地伤害了小说叙述的纯洁性和表现力。语言的表现力是小说存在的基本理由，是影视永远无法最终取代小说的最后屏障，这是每一个小说作家必须具备的清醒意识，否则，小说的消亡就不会是危言耸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