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30年前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兴盛也给予了极大地促进作用。中国农村电影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蓬勃，也在改革持续进展中遭遇适应性危机，研讨30年农村电影进程，对于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新生面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观念形态上的的思辨
在社会层面上，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而在文化层面上，也与中国农村电影带来的深刻性表现成果同步，这显示了改革的积极意义。但也有更为复杂的走向：随着后续的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农村电影遭遇一时难以适应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难题，二者反向性被突出，双方形成反差的现象，为寻找新的改革之路提出了研究的迫切命题。
所以，农村电影在多个层面都具有认识和探究价值：第一，具备佐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性价值评价的意义，和探究如何进一步协调变革带来的复杂性，农村电影成为交缠社会评价的典型的艺术对象。第二，同时，农村电影如此紧密的切近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文化需要应对得失的阵痛。农村电影现状问题和发展协调前景所牵连的要素，可以作为文化到底需要什么来推动的案例。显然，对待农村电影正如对于艺术电影一样，不能简单依循市场原则而缺乏政府必要的非市场调控，如何处理改革大势而具有长远眼光，是切近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农村电影的深入发展的可能和对于现存问题的破解，也还是新经济背景下文化如何发展研究值得关注的聚焦点。
30年农村电影景观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电影不仅有过丰盛美丽的景观，而且甚至是深刻揭示社会变迁、深入表现农村生活面貌、伸展艺术表现天地的重要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最初十余年，中国电影的成绩都离不开农村题材创作，这也从而证明一个确认的命题：艺术应当关怀广阔农村这一中国社会不能忽略的重要对象，“三农”问题是中国长期关注的对象，认识了农村也才能本质上认识中国，在重要时期，认识农村电影也才能看清中国电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体现。在第二个十年至今，尽管农村电影已经显得星星点点，但其中也依然有一些时代标志的出色之作。
其实，粗略列举以下影片就足以说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电影的时代价值：《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牧马人》、《芙蓉镇》、《红高粱》、《黄土地》、《乡音》、《野山》、《边城》、《人生》、《老井》、《秋菊打官司》、《喜莲》、《九香》、《一个也不能少》、《杂嘴子》、《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香魂女》、《二嫫》、《老人与狗》、《被告山杠爷》、《那山那人那狗》、《背起爸爸上学》、《25个孩子一个爹》、《花腰新娘》、《香巴拉信使》、《天狗》、《光荣的愤怒》、《天山雪》等等。数十部不同阶段出色的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成为中国电影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丰富的表现性结合的经典创作。中国电影的深刻性很大程度上和乡村世界的表现息息相关，而大片的轰轰烈烈之后难以被长久精神记忆留存，某种程度上正是缺乏本土生活积淀沉积的结果。我们必须强调：乡村表现的厚重本来是艺术长存人间的重要因素。
于是可以说，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兴旺是中国电影全面兴旺的一种标志。而其失落的后面，也折射着转型期带来的严肃的问题。
不妨进一步论说：农村题材电影经历了一个事实上从攀升高峰到渐次衰退，到需要鼓劲再上台阶的不同阶段。这也是提醒我们再上文艺重要位置的乡村电影创作其实具有的潜在空间。
现实发展中的农村题材创作
农村题材电影也经历了由自然承载传统社会丰厚内涵，到浮光掠影躲闪现实而失去承载丰厚可能的转变之中，这里所折射的历史和现实变迁的影响，都值得深入探讨。而现实主义精神在农村题材电影创作中迫切需要强化的问题，无疑是核心所在。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透视农村题材电影生存境地：
在艺术表现角度看农村题材电影，其艺术表现经历了旺盛——减退——削弱的渐变发展态势。80年代农村电影的兴旺，几乎就是那时中国电影令人骄傲的创作的缩影。无论是牵涉乡村背景的创作典型如《红高粱》等，还是典型农村题材创作如《乡音》、《老井》，无论是历史乡村背景的电影创作如《黄土地》等，还是现实农村影像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野山》、《人生》等，都汇聚着精神思索的价值，并且常常引起全国观众热烈研讨。这里，艺术表现的出色创造无疑是核心所在。
同样就艺术表现而言，近年农村题材创作令人不安，几乎难以找到比较出色的农村题材创作，姑不论市场变化影响的因素，在艺术上的影响减弱应该是重要原因。在越来越强大的都市文化影像创作压迫下，农村电影艺术的薄弱化倾向不可忽视。
就市场表现而言，农村电影经历了红火——衰退——渐起机遇的发展线索，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是农村电影的兴旺期，《喜盈门》作为代表达到鼎盛状态，取得中国电影放映当年观众达5.7亿人次创下观影人次最多的纪录。
但到了90年代，市场状况变化后，情势也发生了转变：1989年、1990年、1991年连续三年农村题材电影生产都只有七八部规模，而到1997年，农村题材电影更少到只有四五部。1999年以后，随着电视电影这一新的媒介与艺术形式的兴起，平均每年生产的农村题材影片（包括电视电影）大约有20多部。然而，这些影片更多只是通过电视媒介现身，多数都难以进入影院放映。
可见，农村电影市场放映处在滑坡状态。
当然，机遇就在眼前：有多少努力就可能有多少收益，由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暖春》共投资200万元，通过努力开拓市场（主要是电影二级市场），获得了2000万元票房。从2005年起，国家开始积极探索“数字化放映、院线制改革、企业化经营、公益性服务、信息化管理”相结合的农村电影发展新模式。2007年，国务院将一村一月一场的公益放映目标，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
在大众眼里，农村电影的有无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都市文化的泛滥导致乡村图景要不淹没在后、要不乏味肤浅。农村电影遭遇到现实世事迁变中的整体变化，也再一次遭遇到电影与市场如何协调、文化在变革中如何发展、农村电影体制如何救世、如何巩固深入农村电影改革等难题。
需要首先强调，农村电影的首要观赏群应该在乡村，但乡村观众市场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随着青壮年陆续走入城市打工，乡村孩子、老人、中老年妇女成为驻守主力，电影作为年轻人的艺术观赏对象却越来越失去乡村年轻观众，自然受众的要求会发生变化。此外，设施陈旧、适合农民口味的影片少、收费难、管理体制不顺等都是制约因素。
我们需要克服困难重新开始农村题材创作的实践，由此，观念上的思考理应先行：
电影市场转型使得新形势下的农村题材创作需要有一定的适应时间，而“三农”问题的迫切并没有在电影艺术表现上实现文化落脚，启示我们应该加速改变创作弱智状态。对于都市文化影响左右着整体票房经济走向而影响农村题材创作，既应该正视，也可以找到积极应对之策。在大片垄断对于农村小制作影响的现实问题面前，农村电影的自我生存空间需要开拓。在改变农村三级市场的建设滞后状况中，数字化实施应该是明智之举，短期措施和长期支持应该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