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聂茂最新长篇小说《王船山》，无法浮光掠影，首先是一种被沉浸带入的感觉，需要句段的逐一体味，才能有通透的阅读感受。这部小说长达108万字，凡40章，每十章一卷，分《残局》《苦旅》《困斗》《微光》四卷。一般来说，写文化名人的长篇历史题材小说都蕴含史诗性追求，涉及历史发展主线和重大历史事件，通常情节会疏松一些，叙述线比较流畅，可以快读。为何《王船山》还需慢读呢？掩卷回味，我想这与它独特的文体创制有关。作者别开蹊径，充分发扬了古典小说的传奇性，破解了历史小说史实讲述的难题，创生了小说叙述不断延展的丰富性。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写历史文化名人的小说，作者往往首先面对的就是传主生平资料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几百年前的生活细节无从得知，如何真实地还原历史、如何填充历史的皱褶，又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成为历史小说作家的首要难题。以王夫之为例，虽存有刘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谱》、王之春《船山公年谱》，但均为纲要式的纪年简述，一个年份记一个短句，每个年谱加起来估计不到一万字。年谱之外，其他生平资料也很少。因此，就王船山留下的浩瀚文献而言，做学术研究可以写出很多专著来，但以其为主角写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本事太少了，有本事细节也太少了。可以想见，作者在写作之前做足了资料功课，当然熟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述史传统，可面对更大规模的单个人物列传，实操起来也是有难度的，而且漫无边际的虚构也会造成历史真实感的丧失。从已完成文本看，作者富有创造力地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就是以传奇性揭开了历史的烟云，为人物生平事件的骨架补充丰满的血肉组织。

　　一方面，传奇性赋予小说情节的不平常。正如罗兰·巴特说，“所有叙事作品都可归结为一个句子”，“残局”“苦旅”“困斗”“微光”四个关键词即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句。在主体故事上，作者借张献忠攻打衡州府的大事件，讲述了王船山等青年学子以及“琴棋书画”四个底层女子的普通人生故事。关于维鹰会，可能只有史书简笔记载或轶闻，而作者用传奇性想象衍生出丰富的细节，让其几乎贯穿了小说情节始终。作为一个江湖组织，维鹰会不属于官府、起义军任何一方，其秘密组织结构、地下活动都带有绿林色彩，超越于正常生活与两军对阵之外，为正史叙述增加了神秘感与传奇性，成为让小说故事更“好看”的成分。琴、棋、书、画四位女子应是作者虚构的，她们是与衡州青年学子男性群像的对照人物，为小说故事增加了恩怨情仇的维度，既给读者带来传奇小说般的悬念，形成故事线索勾连交织的有机性，也体现一些人事纠缠、命运幻灭的悲剧感，如姜晓书终遁入空门引人唏嘘感叹。在众多小故事的讲述上，作者对传奇性的发扬更是淋漓尽致。《王船山先生年谱》记载王船山在父亲被张献忠抓走后，“自剺面刺腕，傅以毒药，为重创状，舁至贼所，贼不能屈。次日，父子俱以计得脱，复往岳峰”。而在小说中，这个本事略记被作者加入了很多传奇性元素，变得远为具体丰满和复杂回环。如王夫之刺腕自伤事件加入了悟一法师敷以草药、念念有词、帮助他假装为重伤情状的细节；进入张献忠王府救父时，加入了朱归孺当堂对质维鹰会头目樊尚铭场景，朱归孺话含机锋，欲擒故纵，步步为营，让樊尚铭百口莫辩，最终借张手除掉了恶人；尤其面对证人洪光央当堂翻供还预留了一手，把洪家人质由衡州知府提前转移到耒阳，“这个套才算真正做结实了”。从这些情节设计中可看出，朱归孺所体现的定力与智力已非普通人所能具备，已具有超人的性质了。而解救王家父子后，朱归孺在家中与王夫之所述杀害罗亦簏事件更让人称奇感叹，原来朱行刺罗竟是罗预先安排，为的是让朱氏获得反军的信任，以庇护地方百姓。这样的情节机巧，让我们在惊悚之余心灵大受震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子，人物神机妙算，体现惊人智慧，但更多的是体会到一种忠贞大义。正如书中所言：“罗大人死了，朱归孺就是另一个罗大人。”还有更多小故事是没有史料记载的，作者赋予其故事肌理，铺满文本中的诸多精彩细节或场景。如写安葬英勇抗敌牺牲的姜百户的过程中王夫之几经周折为其泥塑头颅使其尸身完整，在书写战争的残酷壮烈之余，透出英雄的血性、战友之间的深情与大明子民的爱国忠义之心。这个细节是作者的虚构，但写出了当时民众的精神节气，复原了历史现场的真实氛围。

　　另一方面，传奇性赋予小说人物的不庸常。《王船山》不仅塑造了王夫之这一历史人物形象，还塑造了以其为中心的衡州书生群像，每一个人物都富有个性，琴心剑胆，血气上扬，不像很多文学作品中懦弱的书生形象。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书生，既满腹经纶，为往世继绝学，又具侠义情怀，艺高胆大，锄奸杀敌，精忠报国。作者赋予传统书生以“经世致用”性格，他们不是那种闭守书房耽于玄谈的书生，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意识。如王夫之游学岳麓书院，深得山长吴道行的赏识，精研《春秋》，考辨《诗经》，但学习末期却积极参与组建“行社”，深入民间，了解社会，与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引发官府注意，吴山长不得已把他辞退。回到衡州后，王夫之不为所动，又在当地发起成立匡社，志在匡扶正义、德行天下。正因为躬身实践、匡时济世，书中人物深入广阔人间，参与时代重大事件，以个体渺小之身投入时代洪流之中，焕发出雄强的生命异彩。同时，作者展示了那个时代书生“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双重秉赋。小说中有许多描写剑的细节或场景，如王夫之初来岳麓书院，在长沙市井偶遇岣嵝剑，爱不释手，不惜以三十两银子将其买下来。此后剑常出现在与维鹰会、叛军、清军的打斗厮杀之中，执剑者往往为书生。剑，成为小说中表征人物传奇性的核心意象。书生爱剑，意味着内心有尚武的主体意识；书生用剑，说明他们均身怀武艺，可以参加实际战斗。崇文尚武、书剑合一、文武双全，集读书人内涵与侠客豪气于一身，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书生堪称一个遥远的传奇，而这正是湖湘文化的本来性格。作品还弘扬了衡州书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的高洁品格。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王夫之一批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毅然举起反清义旗，冲在前线阻敌，不惜以身殉君。当举兵失败，清王朝建立已成定局，又誓不入仕，拒绝朝廷补给，至死穿明服，执明礼。王夫子在临终前仍然守着明朝的行人服，“见心性，见气节，见境界”，是他性格中传奇性深层次的体现。

　　此外，作者还发挥了学者与评论家的学养优长，把可读性、诗性、生命气象熔为一炉。作者很好地借鉴了古代传奇体“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熔史才、诗笔、议论等多种文体元素于一体，书中人物角色点染上了唐传奇中刺客、游侠、豪侠的性格，与湖湘文化中“志士仁人”的精神气质恰好契合。同时区别于大多史诗型构建，作者不在意提供一个大历史的标本，而是密集地引入传奇、演义、诗词、轶闻、典故、论说等传统文化元素，错综交织，复现了一个波谲云诡、云蒸霞蔚的古典文学场域，使王船山的个体形象与精神内蕴从中自然浮现出来。笔者还惊异于作者的古文功底似比白话文更好，运用娴熟，典雅地道。读之，如同触摸到三百多年前那一群衡州书生的生命温度。

　　作者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