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民间文学自主理论话语的有益尝试

——评《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

　　1949—1966年是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民间文学在新的国家体制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但长期以来，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常常因为单一文艺学范式等特点，被遮蔽在扁平化描述和过度依附于文学的批评否定之中，其内在的学术理路和学术价值未能得到重视。在新的国家体制内，民间文学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使命，其在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之间依靠自身张力建构的理论体系需要置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和整体的学术史视野之中去思考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毛巧晖所著《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一书，引入“国家话语”的视角，以丰富详实的学术史料，清晰地勾画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流变脉络，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特点和学术价值予以评价。

　　作为民间文学学术史的重要关键词，对“民间”的阐释和讨论一直以来都是学术史研究的热点话题。正是由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发现，才促成了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并由此构建理论体系。但因为“民间”本身的复杂性，其内涵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致使不同学人、不同时期对“民间”的阐释莫衷一是。该书着眼于国家话语，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关注“民间”的发展演化。“民间”一方面承袭了近代以来关于中西文化秩序的讨论，同时又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的革命动员特性基础上继续拓展和深化，进而在新的国家体制内建构出一个全新的“民间”。在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民间”被置换为政治特点更为鲜明的“劳动人民”“人民大众”，“人民文学”成为国家倡导的主流话语。与此同时，民间文学经由专门的国家学术文艺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其专门性研究刊物《民间文学》的导引和规范，顺理成章地将“人民性”确立为核心话语，成为“人民文学”的中坚与核心，确立了自身的学科地位。不难看出，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民间文学领域努力和国家话语接驳，突出自身的文学性和思想性，由此完成了理论体系的重构。

　　该书的另一条线索是多民族叙事。自歌谣运动开始，少数民族的民歌、民间故事、传说就引起了关注，在后续的民间文学发展阶段，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一直都是重要的一翼，只是鲜有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影响范围有限。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将文学及其形式视为形成“民族”认同和进行“民族”动员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的重要体现。当然，这一文学形式不是现成的，而是由民间形式、地方形式、汉族和少数民族形式等共同整合构建的“新形式”。这一思想主张通过中国各民族和各地共同创建并完成文化的同一性，以此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文化被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价值重构的过程，也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传统的以汉族文学为主转向中华多民族文学。由于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学主要依靠集体创作和口头流传，这些特征和民间文学有相通之处。随着国家把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艺纳入国家的建设计划，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进展。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开展的云南联合调查采风活动可视为这一趋势影响下的典型事件。由此观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和少数民族文学思想的演变，不断契合国家话语，最终在“人民文学”的主流话语之中，和民间文学一道成为构建多民族文学格局的一部分。

　　诚如作者所言，书中讨论的“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主要内容与学术思想是以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民间”为支撑，但这一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通过作者细致的史料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自被知识分子发现到在新的国家体制中重构的清晰流变脉络，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显示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的多重样态，进而总结和思考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自主发展的特性。在提倡“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当下，该书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提炼和建构民间文学自主理论话语作出了有益尝试。作者对民间文学“人民性”和“多民族性”等核心话语的讨论以及对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的理论化、文学性阐释的反思，对于新时代的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