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北上》日前于杭州大剧院惊喜亮相，道不尽的大运河与多彩的文学世界交织，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奏”也终于奏响。话剧《北上》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当话剧艺术与文学创作相碰撞，观众从方方正正的戏剧舞台中央不仅感受到不同时代下大运河的别致风貌，更因运河文化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而动容。

　　该剧是一个关于“追寻”的故事，大致以近代与当代为两条叙事线索。自南向北、流经多个城市、见证无数历史变迁的大运河是引导两条线索各自向前发展并在最终得以串联的关键绳结。第一条线索对应的故事背景是风雨飘摇的清朝，主人公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化名“小波罗”，以文化考察的名义走访中国，另一位主人公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一路乘船北上，一路随行的人还有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这支考察队伍由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构成，在考察过程中他们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因此，这趟珍贵的旅程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旅程的延伸和终止也衬托出运河的兴衰。第二条线索对应的故事背景是当代社会，百年之后，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其他前辈的后人在机缘巧合下相遇，运河串联起他们的故事，他们之间的故事又重新勾连起大运河的前世与今生，在此意义上，该剧也得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整体。

　　剧目初始，在观众还未全然入戏时，该剧以其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将所有观众拽入一个别开生面的戏剧世界。在道具方面有最典型的例证——舞台中央的一艘可以升降、悬浮与旋转的木质榫卯结构大船。在谢平遥与小波罗的故事线中，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游船，许多次呼应题旨的交谈也发生在船上，一定程度上看，木制大船带来的壮观视觉效果会影响观众对整条运河的感受，它是充满象征意义的舞台设计的直观展现。场景与服饰的配合也加剧了真实感与代入感，如谢平遥、小波罗与教坊司众人的一场戏中，扮演教坊司姑娘们的演员身着各具特色的清代装扮，一颦一笑之间，一幅生动的教坊司图景呼之欲出。又如当代背景中“邵秉义卖船仪式”一场戏，几张四方桌、几盘点心瓜子，配合着戏剧演员们精湛而又生活化的演技，一幅烟火气浓厚的日常图景呈现在观众眼前。此外，音乐于视觉效果而言也有必不可少的作用，该剧配乐或激昂或柔和，不同的曲调配合不同的场景，小波罗一行人乘船启航时，磅礴辽阔的音乐、光影与木船一道勾勒出一幅摄人心魄的壮阔场景。

　　动人心弦的情节设计是观众进入话剧所描绘的世界后，不得不为之赞叹的。这是一个笑点、泪点与思考点兼具的故事，与小波罗初遇后，谢平遥提出的“约法十章”是一个戏剧性十足的故事节点，起初观众的反应与小波罗一致——认为谢平遥过分谨小慎微、不懂变通，但当谢平遥逐步解释这“十章”的深意时，戏谑顷刻间转化为沉思。谢平遥这个人物背后的苦衷与他使命的沉重令他更为立体，也使故事能够抓牢观众的情绪。另一个场景发生在船未离开扬州时，天香姑娘与谢平遥在月下谈心，她将唯一的期望寄托于谢平遥，希望他将自己离开家乡穿的衣服带回淮安，在码头找一处能看见荷花的地方立一座衣冠冢，这样她可以找得到回家的路……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人物的性情与品德有了立足的依据，符合逻辑又充满人情味的一举一动使他们逐步成为有血有肉的人。通过古今交织的故事，观众会看到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尽力追寻自己的人生。戏剧表演到后半程有一处别出心裁的情节设计——舞台被切割成两半，一半是谢平遥与小波罗在天香姑娘的衣冠冢前对话，一半是邵秉义在质问儿子后的独白。谢平遥在那个时代一路见证着运河的衰败，而新时代的邵秉义无奈于自己虽懂变通但船业仍不可避免地衰落。他们都面临着不能与时俱进的问题，差别在于谢平遥所在的时代已经溃烂，但邵秉义却身处于日新月异的时代，这样的情节设计熔铸了导演的巧思，更在最大程度上将话剧试图表达的孤独感与坚守的决心传达出来。

　　该剧试图对运河精神进行溯源。话剧编剧解涛接受采访时曾言：“这条2000多年的运河，是中华民族生命的图腾。它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承载着民族生生不息的记忆。在杭州这片充满人文气质的土地上，我们感受到了运河赋予我们的灵感。”运河的历史呼应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动脉。回顾话剧，运河精神体现在许许多多人和物当中，邵秉义、谢平遥、小波罗、天香等人物的生存矛盾照应着运河的兴衰，他们的行动轨迹更是运河精神的缩影。

　　于方寸舞台间溯流而上，观众探寻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见证着运河的兴衰与运河精神的不灭。运河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了解与关注运河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致敬历史、传递运河精神的过程。木船是流淌不息的运河的象征，有河流在、人在，理想的船只就在。即便这个码头的船只被摧毁，但也许到了下一个码头，会有新的船只和新的人向你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