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影片《后会无期》在东极岛拍摄期间，渔民口中一个关于二战沉船的故事，让两位电影人大为震惊。为此，导演韩寒写下了一句歌——“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而制片人方励开始寻找那艘船——里斯本丸。
80多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驻港英军陷落，8500多名士兵被俘。1942年9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进日军改造的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的船舱，从中国香港运往日本。因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标识，里斯本丸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在被击中到沉没的25个小时内，守船日军全部安全转移，战俘却被封死在船舱。英军拼死自救，破舱逃生，遭到日军射杀。绝境中受到来自中国当地海域渔民的冒死救援，最终384名英军战俘获救，828名葬身大海。
海上地狱“里斯本丸”是英军永久的痛苦回忆，误伤友军则是美军走不出的战后创伤，沉船悲剧的始作俑者日军更是希望全世界都遗忘这段历史。幸存者日渐凋零，作恶者闭口不言，只有救人者生活过的东极岛，还隐约流传着关于这场海难的传说。影片《里斯本丸沉没》不久前上映，获广泛关注。
物证获得——作为电影人的科学家
方励在影片中的身份首先是地球物理学家、海洋技术专家，而后是电影导演、制片人。根据史料中日本军方记录的里斯本丸沉船位置，几十年来，国内外各种科考团队的勘探打捞并无结果。凭借在海洋科学领域几十年的从业经验和研究实践，方励带领团队采用海底声呐成像、超低空磁探、无人机技术等最新海洋勘探技术，将搜索范围扩大至400公里海域，几乎遍扫东极岛海域，终于让这艘沉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船，重新回到了历史坐标中。
当大银幕上里斯本丸的3 D扫描影像逐渐完整，比对原船建造图纸完全吻合，历史的关键物证在此刻宣告寻回。可以说，这之后的抢救性拍摄、历史考古，以及整部影片从无到有的艺术呈现都基于这个足以被载入史册的坐标： 30°13′44.42″N，122°45′31.14″E。历史在这一刻被影像具象化。影片末尾，方励再次将它打在了大银幕上。
既然找到了船，自然而然地想了解更多与船相关的人和故事。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 82年前发生在家门口的海难，828个年轻人永远留在了深深的海底，而历史见证者们已经所剩无几，1816个家庭生离死别的故事将不再被人提起。一个电影人的历史使命感，让方励决定将这一切通过大银幕分享给世人。可以说，这是一位科学家的实证精神、一名电影人的职业敏感和一个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价值追求共同成就、缺一不可的一次电影实践。因而从一开始，它的作者性就显而易见，哪怕它选择的是纪录片，这种形式上最为中立与客观的片种。
传统但有效的元叙事编码与故事化策略
纪录片一直以来奉真实为圭臬。在方励着手“打捞”历史之前，针对里斯本丸事件的国民政府调查、帝国战争博物馆的收藏、亲历者口述与访谈音视频资料、史学家托尼·班纳姆的研究著作，以及BBC、舟山电视台、凤凰卫视围绕事件拍摄的电视节目、东极岛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纪念馆等档案、文献、史料都强化了这部纪录片的真实底线。
导演方励对这部纪录片的呈现遵循当代纪录片的基本创作套路：按照时间线索，以丹尼斯·莫利、威廉·班尼菲尔德这两位亲历事件的英国老兵对事件的追述为轴，通过来自英、美、中、日四个历史当事方的文献录音补充、亲历者后人口述、专家访谈等内容实现叙事视角的扩展和史料互证。并辅以动画、图解、旁白等叙事技巧丰富阐释形式，让整个“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看起来情感充沛，细节丰满。
“元叙事”的纪录片编码模式并非原创，是一种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主体性和选择性的编码模式，对文献的选用、受访内容的选择、画面的剪辑、解说词的编写等都带有明显的作者意图，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和主导性，而形成一种非开放式的影像文本。因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方励的《里斯本丸沉没》并未提供更多颠覆前人的调查结论，而是将整个历史事件，以纪录片的形式，用更为故事性的方式、充沛的情感调度，声情并茂地重新讲述了一遍。
“会讲故事的纪录片”是观众对《里斯本丸沉没》最直观的肯定，“故事化”也是纪录片的常用策略之一。将宏大的历史题材，诉诸故事化手法，对独立的历史片段进行重组，挖掘其中的联系与价值，构造出可以被讲述或表现的故事情节，遵循剧情片的叙事节奏，实现战争记忆从档案馆中的历史文献记忆转换为具体可感的民间群体记忆。
前有电影《泰坦尼克号》，后有《太平轮》，“深海沉船”的故事有着与生俱来的故事性和吸引力，作为电影人的方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题材优势。而“里斯本丸沉没”事件本身也正如托尼·班纳姆博士所说恰好符合经典悲剧“三幕剧”式结构。第一幕，人物与开端：日军货船与英军俘虏，海上监狱，环境恶劣。第二幕，对抗与发展：美军潜艇击中里斯本丸，船体开始下沉，日军封死船舱，英军抵抗逃生，陷入绝境。第三幕，拯救与结局：中国渔民登场，冒死救援，日军行迹败露加入打捞。最终大船沉没，伤亡惨重。来自历史的真实情节转折，符合观众的悬念需求和心理预期，不加雕饰就有着天然的震撼力。
而这部三幕剧并没有就此完结，八十多年后，它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尾声：一个叫方励的中国人，决定重新“打捞”这段历史。
绝对叙述者：“加入”历史的作者
通常，纪录片导演都会刻意和影片记录的内容“保持距离”，以保证尽量中立的态度和客观的叙述。而集影片导演、制片人、科学家多重身份于一体的方励不仅掌握着影片创作主导，更是一反常态地在《里斯本丸沉没》中大方出镜，从自己的角度——一个“执着于打捞历史的中国人”形象出发，带领观众一步步接近里斯本丸的历史现场，以“考证带叙述”的逻辑，成为了这部影片的绝对叙述者。
用呈现出直接而强烈的作者表达，方励的四川口音普通话不仅被用作影片旁白，方励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个人情绪也很大程度上在影片中进行了直给。全片采用完全线性结构，让观众跟随方励视角经历了整个《里斯本丸沉没》纪录片从起意到完成的全部过程，将物理技术打捞沉船、异国他乡寻访海外关系人、困难重重进行史料搜证和访谈拍摄等过程行为的发生，贯穿融入到呈现“里斯本丸沉没”历史事件的全貌中，使影片成为一部特征明确的作者电影。这种方式的成功在于，作为影片的创作者，方励没有止步于各种史料的爬梳和重组，而是站在“绝对作者”的角度，通过行动将正在发生的“现在”变成新的“历史”，从而“加入”历史，成为“历史”。
影片《里斯本丸沉没》为影像对话历史的尝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为此方励和他的纪录片团队历时多年，辗转多国，遍访众人，所消耗的时间、人力、资金成本和完成的基础工作量是巨大而富有意义的。他们为历史客观性、公正性、影片厚重感付出的努力，令人敬佩。
遗憾的是影片《里斯本丸沉没》中出镜的三位事件亲历者，在2020至2021年间相继离世，没有等到影片上映。他们对于这段历史最后的回忆永远定格在了大银幕上。《里斯本丸沉没》通过这些个体回忆与家庭情感，串联起超越民族、国家、空间，乃至时间的情感、正义与人性、悲悯，从尘封海底的历史残骸进入生死人伦的情感血肉，完成了一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
（作者系中国电影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