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杂技凝结着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勇于突破的精神，是传播中国人灵敏、智慧的优秀舞台艺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文艺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杂技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杂技人才培养为中国文艺舞台优质作品的涌现、为中国杂技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对文艺发展的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尊重，使中国杂技从街头地摊走上绚丽的表演舞台，成为一种格调升华的艺术形式。为培养杂技人才，全国各专业杂技团体建立起学员队，这是作为当代杂技教育历史开端的“团带班”模式。1983年召开的全国杂技创新座谈会，确立中国杂技“技和艺的结合”方向，在人才培养方面，解放思想，破除“窄化”杂技技艺的传统认知，注入职业教育功能，推动杂技专业进入国家职业教育体系，诞生新的办学模式——“校办班”。1984年，广西艺术学校、大连艺术学校两所综合型职业学校设立杂技专业，开办杂技班； 1985年起，吴桥杂技学校、上海马戏学校、北京市杂技学校（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先后成立。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开办杂技师资大专班，开启中国杂技教育师资人才培养的先河。
杂技职业教育的育人体系成效调研
近年来我们做了系列调研，对杂技中职教育体系“校办班”“团带班”模式的成效进行对比，分析如何推动杂技教育符合现代需求，以促进中国职业教育视野下的杂技专业学科建设。
“团带班”杂技人才培养模式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由专业杂技团体为巩固演员梯队和发挥退居二线杂技艺人的余力而设立，往往是针对某项技能的训练。在教学中，更加偏重于杂技技术的练习，文化知识的学习作为副项，其他能力的培养课程难以设置。教师队伍本身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学习，教学语言欠缺，也不具备教育管理能力，仅仅依靠个人多年演出和练功的心得，进行纯经验式的教学，缺乏规范。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杂技人才，在短时期内技术提高很快，也容易较早登上表演舞台，但是缺乏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杂技应进入中国职业教育”的呼声渐起，杂技人才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一种创新模式，即“校办班”体系，由职业学校承担教学育人任务，学生毕业后向专业团体输送人才。这一大胆尝试是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创新之举，为杂技人才培养形式的创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具体表现为在校期间技艺学习和文化学习较为均衡，校园氛围熏陶能够促进综合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杂技人才从演员向其他工作岗位的转型。但是由于此育人模式见效是在未来，不能做到短时期内精准地符合岗位要求，需要更多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支持，推广度受到影响。
在“团带班”“校办班”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得出了“产教结合”的经验，在“团校挂钩”的职业教育政策支持下，在杂技中职教育5年到6年的学制下，形成了取二者之长的做法——招生后在校学习2年到3年，后面时段则到专业团体实习，以使学生能学以致用，用人单位可以较为精准地按岗所需用人。
杂技具有“幼龄学艺、少龄就业”的特点。从杂技进入职业教育体系至今，在不同的时期随着人事制度的改变，“校办班”“团带班”成为两种不可或缺的杂技人才培养模式，杂技人才学历得到健全、就业有方向，也能够补给专业团体的人才需求。随着行业发展和相应的时代需求，杂技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教育得到扎实执行，很好地解决了“幼龄学艺、少龄就业”的问题，但是在人才后续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出现瓶颈——文化课程的配额很难与专业课程保持均衡。“校办班”缓解了“团带班”的文化课缺乏问题，在现实情况中，用人单位要求增加技艺训练的时间并加大训练力度，文化课的占比就自然由均等到偏少。杂技生源受限，因为杂技是体力工种与高危行业，对专业训练的年龄要求偏小，很多家庭不愿意孩子在文化课学习时间偏少的情况下，还要接受艰苦的技艺训练，所以杂技生源家庭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便趋向于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因此，文化课程开设有限和专业知识掌握能力不足，制约了杂技行业在艺术创作、文艺评论方面人才的发掘与发现。
开启育人新思路，助力杂技师资人才培养
通过进一步调研，追溯杂技高等教育的足迹与课程设置的变化，会清楚看到每一次杂技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会有效补给杂技各方面人才，为新一轮的杂技繁荣做好铺垫。第一，沈阳体育学院1986年开办杂技师资大专班。班级育人目标很明确，为杂技管理、教育、创编、协会工作储备人才。该班级诞生之时正是杂技中职教育开启的时候，增加了一批运动解剖学、政治思想概论、论文写作等核心课程，拓宽了杂技人才培养的视野，提供了人才实践机会。第二，中国杂技家协会牵头从2003年起，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开办三届杂技艺术创编大专班。这个阶段正值中国职业教育提出“双师型”概念，班级的课程在民族民间舞、现代舞方面予以倾斜，旨在培养艺术创作型、表演教育型人才。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班级的很多人才通过全国教师资格证考试，学有所成后走向讲台，推动了杂技教育的规范化。第三，2017年北京市杂技学校与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开办了中国杂技教育第一个本科班，使杂技就业的“单选题”向“多选题”改变，为培养高学历、高水平杂技人才作出有益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杂技展现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技艺风貌，涵养着不惧困难、超越自我的中国精神。在中国杂技与世界马戏交融的过程中，杂技人才在世界马戏舞台上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元素”，注入中国文化自信，展现了杂技艺术独特的个性与神采。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近年来杂技剧目创作的繁荣阶段，聚焦杂技职业教育的需求，有必要对杂技教育方向师资人才的培养进行强调与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师资人才的培养在今时当下符合国家教育战略，符合杂技行业需求。杂技人才的职业道路“由青少年成长为专业演员”是中专基础教育的价值体现，为杂技行业几十年的繁荣发展保驾护航，而杂技演员职业发展的难点普遍在于如何进一步提升，“专业演员成为优秀卓越的杂技艺术者”必须依靠高等教育和师范教学。杂技高等教育的推动重在立足本专业所进行的二次培训、再教育，高等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留住人才，发展人才。
增强杂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增强杂技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加大杂技行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引进。
在杂技行业中，从杂技演员成长起来的“师傅型”教师有很多，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大多凭借的是纯经验式的教学，对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接纳与融入需要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当前职业教育提倡的“双师型”教师群体，要求既兼具专业技能、实践经验，又具备教育理论知识，属于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也是推动杂技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力量。他们能够高效地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对杂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从当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双师型”教师在职业院校中的比例虽有所提升，但总体数量仍显不足，特别是专业技能类的教师，尤其在杂技行业，这一人才群体的缺乏尤为突出。为应对这一挑战，杂技教育需要加强对“双师型”国家教育战略的认识，加深对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探索，加大培养和引进力度。针对当前杂技教师普遍具有实践经验但是缺乏教育教学理论知识的问题，建议构建完善的师资培训体系。该体系应涵盖教育教学理论学习、实践技能培训、教学观摩与反思等多个环节，确保教师能够全面掌握教育教学知识。同时，鼓励教师参与各类教育教学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视野，增强创新意识。
其次要注重提升杂技人才队伍的综合能力。在杂技教育中，应根据杂技人才的年龄和兴趣特点，科学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进度。对于杂技师资人才培养，具体实施应重视丰富杂技人才的知识体系及提高其文化素养，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修养。
在杂技师资人才培养、杂技表演人才培养中，要切实加大文化课的比重。通过文化课学习，帮助杂技人才更好地理解杂技艺术的内涵和价值，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可引入现代教育技术，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通过视频、音频、图像等多种方式展示教学内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激发杂技人才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创新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等，培养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在教学中强化德育和美育，引导杂技人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思政教育，这对于培养杂技人才的审美能力、情感表达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有重要助益。此外，加强对教师的考核和学习评估，建立激励机制，以激发其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各种措施，有效提升杂技人才队伍的综合能力，为杂技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要加强杂技教师队伍科研与教学的融合。首先提升教师的科研意识与能力，组织专门的科研培训活动，帮助杂技教师了解科研的基本方法、流程和重要性。其次是能力的培训。引导教师投身科研项目，配备必要的资源与指导，助力其科研经历积累。
在此过程中，杂技教师可组建科研小组，协同推进科研工作。此举不仅能加速科研进程，亦增强了杂技教师与杂技技艺这一辨识度很高的艺术门类与学科的沟通与融通。科研小组的建立，强调科学研究与杂技教学的有效对接，倡导将科研发现转化为教学素材，融入课程讲授之中，既充实教学内涵，又使学生贴近学术前沿；鼓励教师针对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开展问题导向型科研，利用科研手段破解教学难题，优化教学成效；教师开展教学案例研究，通过对教学案例的深入分析，总结提炼教育智慧，为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