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为何舞剧?中国国标舞创作何为?
——由国标舞剧《人间四月天》引发的思考
栏目:视线
作者:任文惠 张平  来源:中国艺术报

  北京舞蹈学院原创国标舞剧《人间四月天》最近在京上演,又一次掀起“破圈”热潮,其“破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标舞的舞剧形态及呈现方式,因为对于国标舞而言,舞剧创作并非“常态”。在中国国标舞剧的创作历程中,《红舞裙》《花样年华》《长恨歌》《海河红帆》《新·七十二家房客》《黄河》等都是国标舞剧的代表性作品,每次演出也都因国标舞剧的形态引发关注与热议。但从国标舞剧的创作数量上看,从2001年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标舞剧《红舞裙》问世,到如今的《人间四月天》,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标舞剧创作数量并未形成规模,较之中国舞剧创作总体数量还有较大差距。《人间四月天》的上演,在延续国标舞剧创作传统且为数不多的国标舞剧中引发关注也就不足为奇。既然国标舞剧属“非常态”创作,背后潜在的无疑是创作实践面临的巨大挑战甚至是难以突破的难题,因此为数不多的创作探索,也引发笔者试图思考:国标为何舞剧?

  身份认同: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在西方国标舞的发展历程中,竞技与表演是其两种存在形态,其中又多以竞技为重,因此国标舞又有体育舞蹈之称,闻名于世的英国黑池舞蹈节就以悠久的历史成为国标舞的竞技发源地及权威象征。而作为舞台表演,《拉丁幻想》(Latin Fantasy)和《燃烧地板》(Burn The Floor)以及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国标舞团的演出都是其舞台呈现的代表形态。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标舞作为学科进入中国后,国标舞的专业发展也依然延续了西方的这两种形态,但不同于西方国标舞舞台呈现的创作逻辑,艺术表演国标舞成为中国艺术体制下国标舞以文化诉求为核心的表达方式。而作为舞台呈现的集大成者——国标舞剧无疑成为中国国标舞“文化自觉”建构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形态。因此,“国标为何舞剧”既是一个艺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对于经常参与国际赛事的国标舞者而言,胜负关乎国家形象,他们的每次世界舞台展示,都承担着国家身份认同的使命。国标舞者也在频繁的国际竞技活动中愈发明晰国家文化身份认同的意义。于是,超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中国国标舞剧形态,就担负起完成中国国标舞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使命。对于中国国标舞剧而言,怎么表达很重要,表达了什么则更为重要。

  作为中国国标舞剧传统的接续,《人间四月天》以建筑家林徽因的经历为蓝本,创作立意不仅突出中国女建筑家的中国故事,凸显其浓厚的家国情怀,生动展现她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切热爱之情,实现从中国故事的讲述到中国精神的传达的创作走向,让国标舞的舞台创作在中国式的审美创造实践上更进一步。相较于十五年前的《长恨歌》,国标舞不能编创舞剧的质疑不再掀起涟漪,对此也无需赘述。而面对《人间四月天》,其散发的中国式审美编创的美学意趣,或可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国标舞创作何为。

  诗意建构:“立象以尽意”

  无论是舞剧名称和《康河柔波》《榫卯》《星河麦浪》等舞段的编创,还是舞剧编创中身韵的注入以及意象化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皆可见出舞剧整体构思和诗化意境呈现,皆展现出《人间四月天》的诗意建构。

  舞蹈自古以来就在“立象以尽意”方面见长,跨过文字语言,直接提供阐释世界的方式。《人间四月天》中有几段群舞便因此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其中被观众称道的《榫卯》舞段,编导在舞剧中将“中国建筑的世界符号”与“世界标准化的拉丁舞蹈符号”融合,通过借用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表达,采用意象化的编排,将中国传统建筑榫卯结构的力学关系与拉丁舞运动原理的双人引带关系进行勾连,构建了一种新的“力学关系”与“引带关系”。伴随着古琴、古筝、中国大鼓等中国传统乐器中融入的电子音乐的抽象感与现代感,拉丁和身韵的结合不仅没有违和之感,反而将拉丁舞舞蹈语言自身的身体质感更好地呈现出来,凸显了拉丁舞的身体表现力,为拉丁舞赋予了别样的灵魂。这一编排使国标舞从双人程式化的限定形态中解放出来,将拉丁的张扬化为克制,在解构之中完成建构,体现出对国标舞语言的创造性转化。编导自述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中华太极文化中阴阳协调、相互转化关系的启示。中国舞的身韵蕴含着对生命韵律的探寻,拉丁舞中涌动着的蓬勃的身体律动也是如此,二者共同呈现出对舞蹈本质的探寻,这一舞段也实现了东西方在舞蹈观念上的对话与舞动无界的舞蹈本质。《榫卯》舞段在对拉丁舞语言的巧妙转化中透露出的从容与适度,对剧中某些舞段的用力过猛和高饱和度表达也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和启示。

  舞剧中的这种意象化表达,实际上也是一种诗化舞剧创作的表现。诗化的实质依托于抒情性、象征性、虚拟性等,这也正是舞蹈的本体特征。国标舞不仅美在形式,更美在一招一式中所蕴含的情感与意味。《榫卯》舞段的创作抓住核心意象,化实为虚,打破再现的局限,对国标舞原有的动作进行抽象和变形,紧紧围绕国标舞抒情性、象征性的身体语言,追求“象外之象”,从而直通舞蹈的本体,也和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性不谋而合。吴晓邦曾经说过:“舞蹈应该像诗,要追求诗的风格和意境。好的舞剧作品就应该是诗剧。”国标舞的浪漫、激情、节奏、舞蹈感染力以及情感力量都使其具备了无穷的身体语言魅力,如何探寻不同表演空间对其表演形态的限定,发挥舞蹈意象化的诗性本质,不断探索国标舞身体语言的表现力,《榫卯》舞段中所透露出的拉丁舞表达方式的可能性给了我们重要启示。笔者由此想到,此前在黑池舞蹈节大放异彩的中国作品《士》将国标舞中摩登舞的竞技特性与中国人的精神士气进行勾连,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灌注其中,舞蹈语汇与意义传递丝丝入扣,构建起中国精神的意象化表达。《榫卯》与《士》无疑是对国标舞中国式创作呈现方式上的有力探索,没有对国标舞舞蹈语言的深入理解显然无法做到,它们对中西方的融合不再仅仅是看似不违和的外在拼接,而是深入国标舞本体认知后的再创造。更有意味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二者不约而同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了创造之源。

  价值创造:文化流动与意义生成

  国标舞的发生与发展是文化流动不息的产物,流动性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也是舞蹈作为跨越语言障碍的人类共通文化的重要体现。国标舞本就是在欧洲文化与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的碰撞中形成,并在碰撞、冲突和融合中不断更新样貌的舞蹈种类。探戈起源于阿根廷,后席卷欧洲,在欧洲各国形成探戈热潮。1999年首演于澳大利亚至今仍常演不衰的《燃烧地板》对国标舞舞台魅力的完美诠释,日本国标舞巨星表演对国标舞的高端打造,等等,都证明了国标舞在全球的文化流动。但文化交流应是双向的,国标舞的全球流动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始终伴随着相互影响、相互涵化的过程。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同时,西方艺术也在不断从东方汲取营养,从绘画到戏剧,中国的写意传统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重要影响,形成文化之间的双向流动。中国国标舞从学习西方开始,在从寻找自我到确认自我再到表达自我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国标舞中国形象的认同,使其在世界性与中国性之间找到平衡?近些年黑池舞蹈节团体舞的部分中国作品用其创作实践给出了答案。《十面埋伏》《茉莉花》《青花》《如梦令》《活着》《月夜》《丝路·行》《士》《颜裳》等作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既保留了国标舞的双人舞形式、舞种风格以及技术特质,又以人物形象的精神塑造或审美意象的氛围营造为核心进行艺术创造,不仅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标识传递中国形象,而且在中华文化精神底蕴中撷取精华,融入作品意蕴的氤氲之中,体现出具有中国式审美品质的舞蹈编创的创造力。

  中国国标舞的创作将中华文化融入国标舞的表达之中,将中西方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互相渗透、互融互化,产生新的化合,努力在西方舞蹈语言的规限下,保有自身的文化辨识度,成就中国国标舞创作的独特形态。正如与《燃烧地板》激情四射的舞台感染力相比,《人间四月天》等作品中传递出的诗意的意象式表达,对中华文化含蓄蕴藉的意境追求,使国标舞既有“错彩镂金”之美,又具“清水芙蓉”之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标舞创作注重情感意蕴及美学意蕴的传递,着意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寻,彰显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美与善的统一,打破西方对国标舞情绪性表达与氛围烘托的惯常认知,提供了国标舞另外一种可能的表现方式,体现出对西方国标舞的价值创造与意义超越,这才是中国国标舞对世界国标舞最大的贡献。而如何继续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肌理,探求国标舞与之深层对话的潜能,真正做到适度而不过度、融合而不违和,这样的极富挑战的探索任重道远,但却因实践的收获让未来充满希望。

  在当下全球化发展语境,中国国标舞的创作发展承担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而如何跳出国标舞西方文化中心单点视角,形成国标舞全球文化流动中中国式的“这一个”,需要中国国标舞中国式审美创造理论和实践持续深入的探究。只有将中国国标舞创作发展放置于国标舞跨文化的发展视野中,才能彰显其多样性的文化价值。在国标舞的文化回流以及多向流动中,中国国标舞能否更多更好地实现为国际认同和欣赏的中国创造,需要国标舞人合力完成经得起时间检验和淘洗的艺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