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在电影研究领域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张歆所著《重述经典——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研究》着眼于文本分析和案例分析，以详实的资料梳理凸显了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的特殊价值，阐释了这一时期电影改编的思想承续与嬗变；通过提炼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的基本问题、基本话语，在理论层面厘清了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的来源、产生、发展、变革、转型的规律和特点，总结了文学、影像、视觉、声音等因素之间的互动规律，探讨了“十七年”电影的影像生产策略。

　　作为全书研究之先声，绪论部分系统梳理了早期电影改编理念与实践，指出“影戏传统”“左翼电影”“鸳鸯蝴蝶派电影”等思潮影响下的具体实践与理论批评，或可视为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之源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理念统摄下的电影运动，最终停留在一个模糊的“实验”层面；20世纪40年代延安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则以“大众”诉求为核心展开实践，但是由于电影制作与放映工作的问题，这一时期的电影生产整体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断裂症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中有关“幸福农村”“田地”“农村景色”等话语的转换，展现了民族文化内涵的审美要求与社会共同理想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经验共同体，不仅使延安文艺精神具象化呈现，还使“新的人民的文艺”话语体系在“人民电影”的实践中得以凸显。该书第一章通过讨论随着历史语境和知识话语更迭而变化的电影改编，试图勾勒出“十七年”电影改编所具有的丰富历史细节与复杂知识处境。第二章选择以“女性”“乡土”“民间”作为切入点，讨论那些贯穿于经典中的灵动鲜活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书中对《小二黑结婚》《柳堡的故事》《三里湾》《李双双》《祝福》《刘三姐》等经典作品的研究鞭辟入里，角度独特，对其中关于爱情、革命、乡村话语的研究寄寓着作者独到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章涵括民间与作家视野，对中国“十七年”时期文学影视对民间文艺资源的利用与转化展开研究，关注到电影改编对皮影戏、歌谣、故事、传说等不同文艺样态的“兼容”，并从研究对象出发，将历史记忆、口头诗学、话语分析等理论内化于自己的论述中，既有整体观照，又有微观细读，通过资料梳理，呈现中国“十七年”时期影像生产与传播的真实样态。同时，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事实、思维认识范式、精神情感态度等多种维度结合的观念之下研究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围绕文化政策，将民间文学的影像重述纳入研究范畴，展开“阿诗玛”“刘三姐”“渔童”“一幅壮锦”等个案研究，总结了影像生产与传播中“人民性”与“民间性”的双重建构。书中对“民间”的强调，与作者对“经典”这一概念的理解直接相关，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得益于其中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作者基于“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等特性，将民间叙事纳入讨论范畴，关注民间叙事改编实践背后连接着的不同文化生产模式、价值认同和文学想象。

　　作为该书的责编，笔者在拿到这本书的初稿时是颇为惊喜的，在电影改编这样一个常说常新的论题之下，一位年轻学者触碰“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这样颇为严肃的议题，需要很大勇气。书稿中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不仅源自她自身的学术背景，还与她平时对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兴趣密切相关。她的研究，是将个案置于社会语境之中，去探寻那些掩映在文化记忆之中的认同与困惑、失落与归属。书中的具体阐述，也更倾向于整体性的文化表述，而非碎片化的个案解析；对材料的选择与使用也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努力打破“屏障”，试图在文学与电影之间找到一条自由穿行的道路。

　　当然，此书的写作并非一帆风顺，全书的框架结构经过几次调整才最终敲定，作者在论述中也依然存在一些不成熟和不自洽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她在撰写过程中展现出的毅力和决心让人动容。附录中的“中国‘十七年’电影改编研究资料索引”也展现了作者宏阔的研究视野，她清晰地认识到书中囿于笔力而产生的“不完美”，并在书中埋下了未来研究的“伏笔”。期待她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使围绕电影改编问题的讨论有所推进与深化。